每当读到中国近代史，就有一种屈辱感，甚而胸中会产生一股怒气，但又不知道这股怒气该向何人发。向古人吗？古人已作古，向时人吗？时人有何过？这样的感觉从上学接触历史时就开始有，至今不变。
也许是年过半百，少了些感性多了点理性的原因，也许又是所读近代史中所阐述的内容角度有所不同，更能令我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那段屈辱史。
从学习历史起，先是有我大中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接着就是近代的败、败、败，割、割、割，赔、赔、赔的屈辱感。说中国近代史是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们都会想到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闭关自守，导致外敌入侵、割地赔款。但以历史为轴纵向去分析近代的屈辱史，其实从大清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清朝经历了康乾盛世，令当时的国人特别是皇宫内部的当权者有了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把所有的中国以外的国家都看成蛮夷，认为人家就会低我一等，从不把外人公平对待。其实清朝入关以来，从不把汉人与满人一视同仁，这也许就是当时满人的骨子里基因吧。
说康熙这么自大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因为康熙可是千古一帝，他的一生可谓是“斗争”的一生。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不仅清除了权臣乱政，而且先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两征噶尔丹，也由于康熙的作为，让当时俄国彼德大帝望华兴叹、不敢染指，所以康熙派兵驱逐沙俄侵略军保卫雅尔萨，并派出大臣索额图与沙俄签订《尼布禁条约》（1689年），从而稳固了中俄的边境线，这一条约让中俄边境有了160多年的安定。
但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康熙朝对外国特别是对沙俄研究非常不足，而且对于外交一事，不但从康熙帝时，直至清朝灭亡都未引起足够重视。当时的《尼面楚条约》的签订，康熙帝注重的划界，而沙俄方面所注意的不在划界，而注意通商。当时迫于北方局势，康熙帝放弃军事争取，而尽快签订该条约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因语言不通还发生多次误判。在签订后，清政府为了庆贺提议在边境立碑以垂永久，但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更要命的在制作碑文过程中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这事直至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派一科学家到远东来调查，才发现清政府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及土格尔之间，中国自动地放弃了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应该是康熙朝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后面的乾隆帝那更神气的上天了。1792年，乾隆帝满80岁，英国趁机派人（马戛尔尼）来贺寿，想促进中英友谊并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乾隆帝又想见人家又想把人家以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人家行跪拜礼。马戛尔尼开始不答应，后来提出条件：将来中国派使到英国时也必须向贡王行跪拜礼。结果清政府不答应，于是和平交涉完全失败。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带有国家性质）开始了鸦片买卖，于是有了禁烟，然后就有了鸦片战争，从此开始了近代屈辱史。
其实，清朝的历任皇帝并不愿割地赔款，也想抵抗，也想图强，但是他们的昏庸导致了整个大清难以图强，他们的保守难以革新。这些都是大清骨子里的，是改变不了的，要想图强必须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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