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学者在回顾嘉庆王朝时，普遍认为此时的帝国正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面临五个方面的危机和挑战：一是社会处于严重的泛贫困化状态；二是吏治腐败与官僚庸政懒政并行；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极为严峻复杂；四是军备全面废弛；五是财政危机与鸦片问题初现端倪。
一
首先，社会普遍贫困，民生极其凋敝。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中国人口由1.5亿激增至4亿多，到19世纪中叶更达到4.3亿人。但耕地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膨胀，人均耕地面积日益缩减。与此相对，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早在乾隆后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到嘉庆年间，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勤苦耕作的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只能“啼饥号寒，几于无生”。
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由于耕地能够承载的农业人口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除少部分转向手工业生产之外，其余的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外转移，林教主就是其中一份子。林清本出身庄户人家，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只好进城市学手艺、讨生活，窘迫时不仅四处流浪干苦力，还违法翻越“边墙”]去东北、内蒙一带打黑工，直至发迹后才回乡买田置业。
林清的颠沛，仅仅是农村剩余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一个缩影。在比较富庶的中原地区，“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许多百姓被迫向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在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人益众，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贵，公税私租，十室九空”，广东、福建等地民众唯有成群结队“下南洋”，远赴海外混口饭吃。就连清初人丁稀疏、需要“湖广填四川”的成都平原，此时也已人满为患。无处可去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劳动力价格下降，失业率高企，治安形势恶化，社会矛盾多发频发，直接危及大清政权稳定。
为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员就业，清政府想尽了办法，甚至极力排斥节省人力的技术革新。例如，清政府每年需要将约400万石粮食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号称“漕运”。为了保障漕运正常运行，每年需动用14500艘漕船、约10万名运军和水手，沿途依附漕运生活的人口在百万以上。但是，漕运成本高昂，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腐败、浪费和寻租行为，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倘若能够以海上运输替代，必然能有效降低成本、减少损耗，节约大量人力物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漕运乃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一旦变革运输模式，很可能导致数十万人失业下岗。这些人衣食无着，很容易沦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揭竿而起，成为下一个李自成、张献忠。思前想后，清政府只好捏着鼻子，继续维持高投入、低产出的漕运模式。
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交织，又顺理成章地触发了粮食危机。尽管清代已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在农药、化肥没有发明之前，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50公斤上下，其中小麦和水稻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面对庞大的人口总量，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和资源使用已达到顶点，粮食生产只能艰难维持在生存线水平。丰收年份尚可勉强支撑，一遇天灾人祸立时粮价飞涨、饿殍遍地。1796年冬，首善之区北京一夜之间冻死8千多乞丐；天理教起事前，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连年大旱，河南一些地区“几至易子而食”，山东米价涨到平常的6-10倍，“市中竟有以人肉为卖者。对此，官方的赈灾工作往往缓不济急，有的无良官吏还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加剧了民不聊生的惨况，为天理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土壤。李文成、彭克善在河南、山东等地扯旗造反时，轻而易举就聚集了上万人马，与清军鏖战三个月才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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