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自己能否把这些都表达出来，等我说完后，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谈一谈你的教育背景吧，你在哪儿上的学？”
房间内的空气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爱达荷州长大，”我说。
“所以你在那上的学吗？”
回想起来，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诉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许是克里博士告诉他的，也许是他察觉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这让他感到好奇，不管什么原因，直到我承认了，我从没上过学，他才满意。
“太不可思议了。”他微笑着说，“我好像走进了萧伯纳的《卖花女》。”
两个月来，我每周都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他从不给我指定阅读书目，我只读自己想读的内容，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书中的一页。
我在杨柏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的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有时他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在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将埃德蒙•伯克与普利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用的笔名。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书籍，要么被崇拜，要么被摒弃。上帝的书，摩门教先知和开国元勋们写的书，不是用来好好研究的，而是用来好好珍惜的。因为它们堪称完美。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么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他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大而狡猾。
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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