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段时间发生在万圣节的踩踏事件，死了多少人，我就不说了。
这场事故的牺牲者中有一位日本女留学生。女儿走了，父亲到韩国接“女儿”和她的遗物回日本。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媒体，媒体跟踪报道全程。
在辨认遗物的时候，父亲发现了女儿做的笔记，他打开，镜头从手上的笔记本移到了父亲的脸上。
镜头继续推进，放大，从侧面，父亲眼角的皱纹清新可见，然后静止。这个过程很长，好像观众跟着镜头在等父亲的眼泪……
曾经听一位文友说：不要在你的文章里出现“哭”字，你不能写“哭”，要让读者读了你的文字主动去哭。
有道理。从那以后，我的文章里就不再写“哭啊”“眼泪啊”什么的。对，有本事，自己不哭，不流泪，让读者哭、让读者流泪。
现在的我当然还没有这本事，但至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会努力，但不会太用力。守住本分，遵从内心，自然地收放。语言是一门艺术，写着写着它就“动”了起来。但是单纯的“动”是不够的，我理解的最好状态是“灵动”。
现在的我，边写边悟。因为缺少大量的阅读，自然没有足够的积累；又因为掌握的知识片面，自然没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所以我也只能理解到这一层面上。但我不会像开头说的那台摄像机一样，刻意地锁住人最脆弱的部位，刻意地去放大一个父亲的痛苦而去迎合观众。也就是说煽情。尤其是套路的煽情。日本媒体经常用这种套路，真是厌了。如果我是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巧得很，今天随意读到刘瑜的一篇《煽情的艺术》。马上共鸣了。
刘瑜的一位外国朋友，拍了一个关于中国某生产出口牛仔裤工厂的女工的纪录片，然后在美国小范围内放映。
刘瑜被邀请去看了。但是她很不喜欢。刘瑜写到：
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的可怜啊，太可怜了……
比如，片中的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是为了让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信息传递出来，他安排小丽做写“日记状”，然后，“日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声声泪，字字血，感觉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恩格斯写的。
还有他选的音乐。凄凄惨惨切切，恨不得长出一只手来，从你眼里挤眼泪。
刘瑜打了个比喻：如此之假，仿佛海绵胸罩掂出来的高度，让人看得难为情。
煽情过度，就如同化妆过度的女人，给人一种兜不住的压迫感甚至反感。当然我也不主张徐娘半老了的素面朝天，我认为准确的文字修辞就好比女人恰到好处的妆容一样恰到好处。
我的笔记本里记着这么一段文字：
写东西是为了尝试用文字留下从身边擦肩而逝的时光，记录自己抚摸时光的心情与感悟。
忘了这是从哪里摘录下来的。
确实如此。绝非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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