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余秋雨三十年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而写的一部散文集,共有26篇散文,包括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是:《道士塔》、《莫高窟》、《宁古塔》;还有《黄州突围》、《山庄背影》、《沙原隐泉》、《巴金百年》、《谢家门孔》、《为妈妈致悼词》,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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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道士塔》,我觉得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的很到位,他说:
通过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文化苦旅中的苦。中国经历过很长一段的黑暗时期,其中的文化流失数不胜数。这篇文章是余秋雨先生对文化流失的其中一例进行的深刻反思。
首先以王园箓的矮小的相貌反衬他内心的狭隘。他是莫高窟的守护者。所以他这个守护者和守护对象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落差,因此断送了大量文化。因他的愚昧无知将洞窟里的一部分壁画刷白,亵渎了祖先的遗赠。
当时正逢八国联军侵华之时,甲骨文出现了,莫高窟藏经洞出现了,文化自信出现了,但是可惜的是经书没了。
王圆箓,匈牙利人斯坦因以及翻译蒋孝琬三个人的见面,让中华文化痛失莫高窟藏经。其中余秋雨先生重重的鞭策了蒋孝琬。王圆箓可以说是无知无能,斯坦因可以丧心病狂的入侵者,但是蒋孝琬一个“精明”的中国人,怎么可以丧尽天良,当狗而不自知,甚至理所当然,“尽职尽责”。
但是同时作者也写出了这只是社会败类的缩影,当时被送到京城的经书也被沿路盗取,损失等等,让人叹息。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无不铭刻着中国的悲哀!“嘲笑”着中国的落后!这就是文化的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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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高窟》中,作者这样写到:
公元三六六年(东晋时代),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会点。
看完后我也很想到敦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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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中的宁古塔,在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作者说: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清朝时,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
这篇散文对当时流放在那边的人的生活进行了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被流放文人的深切悲悯;对清廷统治者用流放刑法戕害文人和大规模株连治罪行为的愤慨;对被流放文人在跨越苦难之后,创造文明、传承文化的敬佩之情。书中写到: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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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突围》讲述了苏轼被贬黄州的原因以及背后的推力。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他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即文字狱。
朝廷大小官员及统治者上纲上线地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解读。“乌台诗案”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的事件,一群文化官僚硬说苏轼的词中流露出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宋神宗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间,判了苏轼的罪。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判苏轼的言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用苏轼的弟弟苏辙的话就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苏轼太出色了,于是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是无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后来他通过自省,自我剖析,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这一切,使苏轼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升华。
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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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门孔》写的是著名大导演谢晋的生平事迹,在写这篇之前,作者说出了书名的涵义:
在经历了“中国之旅”和“世界之旅”之后,《文化苦旅》现在进入第三部分——“人生之旅”。
考古学家在寻找一个个远古“文化”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人的最初痕迹。文化在发达之后,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迹。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么多古迹,中国的,世界的,也都有无数高贵的生命在支撑。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谢晋在艺术事业上的成就和付出自不必说,我在这篇里看到的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和父子之间那浓浓的爱。
文中写到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脑子正常的只有大儿子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阿三和阿四都严重的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书中说: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
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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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妈妈致悼词》中,余秋雨说他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妈妈对身边的人发过火。她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
文革时期,她心中始终想的是: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我想余妈妈之所以能活到90岁,并且没有受什么疾病的折磨,可能和她宽容大度的性格有关吧!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不少和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和人物,特别是那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他们的一生起起伏伏,命运坎坷,却始终不忘内心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期望,是他们构成了这部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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