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东湖花海中，沐着晨光，竟想起很久前的一首儿歌，歌词旋律皆如昨。“晨风吹，阳光照，红领巾，胸前飘。小朋友呀，欢欢喜喜上学校……”，情到深处，有点忘了自己曾经来过，就着湖边优美的晨曲，如蝶般翩翩起舞。
忽忆这几天马上就是六一，只是因为疫情，所以安静而如飞的日子总容易让人忘记了节日的存在。
中午放学时分，喜欢静静地站门口看那一群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放学走过的样子。天桥上一个俩个的孩子开始雀跃着的，笑靥如花的走过来，才发现今日里她们脸上都化了精致的妆，女孩子们穿着粉嫩，雪白，鹅黄的纱裙，似从童话中的小公主般。有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欢叫着，小手中捧着的是一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瞬间的我竟也被消融在这熟悉的梦里……
儿时的我们，家境贫寒，记得那时，大姐已上高年级，二姐和我差一年上的小学，而紧随其后弟弟妹妹也步入学校。我们背着母亲亲手为我们缝制的军绿色的书包，母亲的一双巧手不忘在上面缝上一个五星。
影响中父亲和母亲要不间歇的挣工份，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早晨起床后，排队让母亲梳头，有时候太紧张了，那管零乱的头发从小辫中溜了出来。
“唉呀呀，看看这是谁家的疯丫头啊？”二姐的班主任汪老师时常带着这样的1口吻走过来，把二姐带到办公室用梳子帮二姐扎好辫子。汪老师那时有三十多岁，瘦瘦小小的，影响最深的是她那俩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和一双大大的眼睛，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她知道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常常拿一些旧衣服让二姐带回家给我们穿。
生活的艰辛丝毫不曾影响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我和二姐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的前三名，对于“六一儿童节”的到来，我们即期望，又心忧。那时六一的节目就是闹秧歌，学校并不刻意要求服装通一，只要新的就行，可我们穿的都是外婆自纺自染的粗布衣衫。我那时还不曾理解为什么每次挑人去排秧歌总没有我，看着同学们大多都去操场，腰里缠着那个年代少有的红绸被面，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跟随那震天的锣鼓声踏着欢快的舞步，那种失落之情至今都是难以忘怀。
记忆最深的是二姐也只参加了一次，正式表演那天早晨，哭着闹着，被急着出门上地的母亲打了一顿，最后母亲从她的陪嫁的红木箱子里拿出一件大大的白底碎蓝花的衬衣稍微改小了一下，让姐姐穿。
我们最盼望当然是六一儿童节那天的颁奖仪式，那时的领奖台上总少不了我和二姐的身影。当我和二姐蹦蹦跳跳的拿着奖状，一把铅笔，一瓶纯蓝墨水和一个不太精致的笔记本进门时，看到母亲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那粗糙的被烟醺的黑漆漆的墙壁上，又多了俩张奖状。
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从我身边兴致勃勃的走过去，怀里紧紧揣着她的奖状，那高高的马尾在风中不停的晃动，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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