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两字，我们挂在嘴边，几乎可说是须臾不可离。要说常用词，它当之无愧。但是，特意把“安全”两字拆解开来，想一想、议一议，思索一番的人，估计也不会很多吧。习以为常，有时也不是一件好事，很容易想之当然，最后便“安之若素”。最熟悉的东西，有时往往是最陌生的。
记得小儿还在小学校时，我们拿出《古文观止》，检出其中一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来读。小孩子记性好，很快就读熟记熟，背诵如流了。不仅仅是顺口而出，而且简直是嘴滑如油，毫无滞碍了。但是，有一天，小儿对我说，这篇东西太熟了，熟得简直不过脑了。我想了一想，这话大有道理。就像平常我们说“熟视无睹”一样，“熟听”也会无闻，“熟读”也会无解。凡事一“熟”，总要当心警惕。它很可能已在渐渐远离我们，而不是越来越靠近我们。
说回到“安全”两字，好像简单得根本没有解释的余地，要理解它，不在话下。其实，你只要沉下心，细细打量它的上下四旁，问题可能就会慢慢地浮现出来。首先“安全”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就有点费周章。在古汉语中，安与全这两个字，当然是常用字，但是“抱团”连用的，就不经见。当然，遍翻典籍，也会有不多的几个例子，安与全连在一起，但它们各有解释，大致是平安、保全的意思。那么，很明显，安全作为一个词，应该是一个近代词。
像“安全”这样的近代词，很多都是所谓的“日文借用词”，比如我们现在习用的“经济”、“经理”、“杂志”、“主观”、“客观”等等，太多太多。安全这个词儿，是不是其中之一，不及仔细地翻检，但估计八九不离十。这里面，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中国清末吸收西学的路径和方法。从中国历史上看，吸收异域文明最成功的，当然是佛教。玄奘取经，开出译场，自创译词，翻译经卷。用了细心和伟力，终于把东土与西土文明接通，把中华文明拓宽到儒释道三教。这一种翻译功夫，到了有清的严几道等人的手里，还是一脉相承。严译的名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均是自铸译词，有时甚至是“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但是甲午一败，中国的民族信心和国家“坐标系”尽失，全民焦躁，急不可待，乱了方寸。就从翻译一道而论，也逃不了这个“急”字，人心一急，就免不了求快，失了耐心，唯一一途，就是“借用”。于是，借助于中国与日本文字同源之利，就从东洋日本的西方译本中“借用”其现成的译名。
这样的“借用”，快是快了，但是少了那一种琢磨消化与转化的功夫，高低立判。特别是学问当中的各种概念名词，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这是学问中的“精华与精髓”。孔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这个“名”是多么重要。西方现代，有一派语言哲学，就认为，以“名”为根本的语言，是人类认识体系的顶梁柱与拱顶石。但是，在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过程中，由于处于被动地位的这个客观条件，在这么重要的“名”之立的环节上，大量采用了“借用”的途径和方法，所以直到现在，这个“后遗症”并没有消除，西学并未像佛教那样，真正融入中华的文明和文化血脉之中。为什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的“照抄、照搬”现象这么普遍，其根子可能就与在“立名”这个源头上的“借用”作法有关。
如果“安全”的确是个借用词，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词用得不好、用得不准确。不是这样的。就“安全”的原创立名而言，选用这两个字，可说恰到好处。安与全，实在是互为因果。一方面由安而全，心安、器安、用安，才能一切保全；另一方面，全心、全意、全力、全员、全权、全责，才能一切保安。这样辩证全面的义项，能够在“安全”这个词当中同时合训，这个“立名”实在可以说是成功，毫没有“于义未安”处。
不少人当然会“借用”李斯“谏逐客”的义正辞严，说既然是好东西，借用又何妨，我们不是提倡“拿来主义”吗？何必一切皆为“土产”。这个话当然也对，不能说它错了。但是，世上的道理也是很清楚，“借用”总是不如原创，不动脑筋的“搬用”当然更是比不上动脑筋、为我所用的“借用”了。在全民炒股的大潮中，我们对资本这个词是太熟悉不过了，这个词就是“借用”的。严几道当时是主张用他原创的“母财”一词。当然，资本这个“借用词”本身确实十分漂亮和准确。在用惯了“资本”之后，回看严译的“母财”，更显得别扭、不漂亮。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佩服严几道的那一番原创功夫，特别是那个“母”字，确确实实是对资本关系的一种思索和体会。在股市的大起大落中，股民们大概对这一层“母子关系”，会有更深的认识吧。回归到我们的安全生产领域，引进的概念、理念、设备、方法，越来越多，我们到底是一借了之，甚至是一“搬”了之，还是动动脑筋、化作自己的筋肉，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发表于“安全时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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