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妈妈和舅舅们都说外婆是个老暴君，但外婆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她把自己下河游泳的小儿子打了个稀巴烂，也没碰过她的外孙女，我。
外婆衣服都是黑色的，斜襟，盘扣，立领；上衣没有腰身，裤子也不显腿型；脚上穿的，永远是自己做的棉布鞋。
每年夏天，外婆都会用面粉熬了糊糊，把积攒下来的碎布，一片一片，平平整整的拼贴在一块木板上，斜着，搁在太阳底下暴晒。那个糊糊是可以吃的，陪在外婆身边，我时不时伸出食指，捞点糊糊搁在嘴里吮吸：没放盐，寡淡，不是很好吃。
也不知晒了多少天，抹了糊糊的碎布片变得铁硬，一整张从小木板上揭下来。这时候，奶奶就可以依据家里每个人脚的大小，裁剪出鞋帮子，又里外包布，鞋型就出来了。然后，外婆开始按照鞋帮的大小纳鞋底。针脚似军伍，细细密密、整整齐齐。
纳鞋底的时候，外婆时常把针尖拿到头发丝里，在头皮里划两下。我问外婆为什么要这样，不疼么？外婆说，针用久了，有点钝，头皮里划一下，千层布里进出，就快了。
这让我想起理发店，剃头师傅拿着剃刀，在荡刀布上来两下，再给客人刮胡子。大概头皮里有油脂，沾了油的针尖，布层里穿行更润滑吧。
做棉鞋，鞋帮子里外都要上棉花，棉花外面全包布。外层鞋面儿，自然是黑色或者深蓝色的新布；里层只有自己能看到，用的通常是旧布。如果哪一次穿到鞋里子鞋面子都是新料子的鞋，那年年景，准是好的。
外婆很会做鞋，妈妈却不会外婆做鞋的手艺，常常忧天叹息，说明儿外婆若是不在了，大家光脚穿草鞋！听得我寒从脚下起。
炎热的夏天，一贯黑衣示人的外婆，换了一件白棉布上衣，哇~老屋都跟着“嚯郎”一下，亮堂起来。我忽然觉得，也是第一次发现，不年轻的外婆，真的是非常漂亮。
外婆的头顶上，永远盘着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从来没有变过，奔五之人一根白发都没有。每天早晨醒来，迷迷糊糊的看到外婆，在透窗的晨曦里，对着镜子安静的梳头，松开的长发一直挂到凳子上。
外婆把头发聚拢，编成一条独辫子，然后将编好的麻花辫，绕头顶一周，整整齐齐的刚好一圈。外婆的发型很标致，人群里独一无二。
因为沾不起头油，外婆梳头的时候，梳子不停的沾着洗脸水。所以外婆总是先刷牙洗脸，然后再梳头。梳好了，才把洗脸水倒掉。倒在自家的泥地上，可以防尘。
这么节约，是因为外婆住的小镇，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河里去挑。外婆家有个大缸，挑来的水倒在大缸里存着，盖上两片半圆形的木盖子。盖上反卡着一个葫芦瓢。
因此，外婆家的炉灶边，总靠着一根扁担，和扁担形影不离的，是两只漆黑的木水桶。
妈妈出嫁后，挑水的任务都是大舅的活。大舅力气超级大，我总怀疑他的大臂上塞了一只大苹果，鼓鼓囊囊的。我可以整个人，悬挂在那只塞了苹果的大臂上。
日子像小镇的河水，安安静静的流淌着。谁料想有一天，它翻滚如开水锅。
那时候，人们联络主要靠写信和发电报。水泥厂比较富，厂长办公室有一部黑色的、手摇式电话机。接到我们家电话的人，一点不敢耽搁，径直跑到爸爸的办公室，说你岳母病了，让全家都回去看看。他回头又特意强调了一声：全家回去啊！
老爸放下工作即刻回家通知了老妈。年轻的老妈即刻收拾行李，她一个大包，我一个小包，出发！年轻的老爸和小小的老弟看家。呆在那个厂子里，几乎没有机会出门，去外婆家，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妈妈带着我刚走，接电话的人看到爸爸，呆头愣神的急问，你怎么还在上班，回去呀！你岳母死了，怕你们路上伤心，不敢直接说明。
爸爸慌了，立刻跟厂长说明了情况，带着弟弟追赶我和妈妈。而我和妈妈，正在长途汽车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车窗外的风景一幅一幅的更换，看得心里醉醺醺的，感觉正好。
长途车行驶经过小镇那条南北流向的小河，远远的还看到令小镇人骄傲的毛巾厂。下了车，我们来到小镇繁华的大集市，走到那个大财主的屋子临街的那个大门口。
正屋厢房，一间对着一间，一院连着一院。老习惯，我依旧从街头第一间、光滑的青石板院落开始，蹦蹦跳跳的往后走，走到最后就是外婆家啦！
只有外婆家的院落不是青石板铺的，裸露着黑色的泥土。外婆没有分到财主和姨太太们住的屋子，住进的，是财主家女佣们的居住地，而外婆对门的屋子，则是男仆们的居住地。如今与外婆相邻的，是这个财主的子孙后代，被瓜分了钱财和房屋后，他们蜷缩于这个角落，一蹶不振，从此没落了。他们家有6个孩子，大小不一。我跟年龄相仿的小窝，有说有笑，走得近。
蹦蹦跳跳往最后进走着，我和老妈的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跑动声，莫名的跟上了好些个半大的孩子。他们默无声息，踏着青石板，在我和老妈的两侧跑，簇拥着我们跨过高高的院门槛，穿过洒满阳光的天井，再跃过一条又一条引水沟。离外婆家越近跟从的人越多。大家都没有说话，两耳闷闷的，只有脚步跑动的声音。
老妈有所警觉，我只带着莫名，跟随跑动的队伍前进。及至外婆家，老妈凄厉的喊了一声，人“扑通”就跪在了泥土地上，双手扶地，爬到外婆身边。
老妈一向得体，如何就坐在地上往前爬了呢？世界安静得只有老妈的哭声，看看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看看泣不成声的老妈，再看看地上的外婆。10岁的我双手叉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外婆笔挺的躺在一块门板上，从头至脚覆盖了一面红白的孝帐，我只能看见她露在孝帐外的手，微微蜷曲着，其中的一只手还握着一块白底蓝花的手帕。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走过去打开孝帐的一角看看外婆的脸，去验证一下什么叫外婆已经不在了。可能是那么多人的肃穆与静默，让我不由得敬畏，以至于没了勇气去好奇外婆不在人世的模样。
爸爸带着弟弟赶来，站在院子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捂着眼睛流泪。弟弟跟我一样懵懵懂懂，不晓得眼前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大人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外婆是笑死的。
那天傍晚五点多，五十一岁的外婆洗了澡，在凉床上纳凉，天很热，外婆摇着蒲扇，骂这鬼天怎么搞的，也不刮阵风来。邻里一个大傻丫头说，哎呀骆母么，我给你送阵风来！说着就使劲儿抖动她的汗毛巾把子。平日里外婆说笑轻声轻气，那天很多人听见外婆开怀大笑，笑声引来邻里探头，探头的人们看见笑声过后，外婆就缓缓的倒下了。人们手忙脚乱的抬起凉床，往卫生院跑，卫生院下了班的医生赶来，翻了翻外婆的眼皮，宣布外婆没了。
外地工作的大舅奔丧归来，兄弟姐妹们见了，抱成一团，泪水和汗水，汗水加泪水。因为悲伤，那个夏天很咸很涩。
三天后，人们把门板儿上的外婆移至一个巨大的木盒子里。妈妈对人说，在搬动外婆的时候，外婆的鼻子、耳朵里都有出血。前来祭奠或送行的老乡们，噼啪燃放着爆竹，欠身向外公递上一匹布。那些好看的布料都称为孝帐，外公把他们悬挂在院子木质的横梁上，很多很多、各色布匹呵，黑乎乎的院子变得花花绿绿、跟戏台一样好看起来。院子中间还摆放着一张很大的八仙桌，十来个彪形大汉大声纵声划拳，仰脖儿饮酒，用手心擦拭嘴边油水；大嗓咳嗽，奋力吐痰，把鼻涕擤在泥地上，并把指头上的残剩鼻涕沫儿，抹在绿色解放鞋的鞋帮上。帮忙的亲朋好友做菜上盘，中间来回穿梭，伴着院外的乐队吹吹打打，平日里寂寂无声的老舍，变得好不热闹。
饭后，彪形大汉们抬来木盒的盖，手擎很长很大的黑钉，敲击声伴着哭声四起，年轻的老妈和年轻的大舅拼命阻止大汉们钉盖，被众人拦腰死命抱住。人们拿下孝帐，顶在T形的竹竿上。乐队第一，抬棺第二，披麻戴孝的人排第三，举孝帐的第四，送行的好友和一些好奇的孩子们位列第五。队伍绵长，浩浩荡荡，一路很多人观望。黑色的棺木极沉，被很粗的麻绳固定，挂在很粗的竹杠上，彪形大汉们摇摇晃晃，举步维艰并汗如雨下，轮番换手歇息。
丧葬队伍来到满是青松的山腰上，一个新开挖的洞穴边，翻滚着红色的新土。
人们合力将棺木缓缓放入，抬棺的大汉们挥撬填土，披麻戴孝的人望棺长磕痛哭。走前上香，把一大碗一大碗，摆放如活物的鸡鸭鱼肉放置突起的坟头。还把一瓶酒倒进透明的玻璃酒杯里，洒在四周；继又倒了一杯，搁在鱼肉之中。
人们如何散去？不记得了。那么些个好看的布料哪里去了？也不记得了。
第三天再随父母坟前看望，碗里的那些过年才有鸡鸭鱼肉，空空如也。那时我坚信，是外婆在盒子里躺得累了、饿了，拿走了它们。只是她低垂着眼帘，永远不再开口说话，永远不愿意再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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