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一位朋友，其父生前曾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是上世纪大跃进时当地民歌的收集者，修改者和出版者。
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因搜集民歌而掀起新民歌创作的高潮，前后大约两年。许多地方要求下自七八岁的娃娃，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要人人写诗，提出“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这些新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也直接间接地宣扬了浮夸风。以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是具有代表性的新民歌集。
当年举凡村村落落，街头巷尾都到处可见新民歌的踪迹。敝村打一进村两旁雪白的围墙上，一长溜围墙上写满许多互配的诗画。内容不外是亩产超万斤，粮仓直冲云霄，老人小孩坐不塌稻穗；“老黄忠、穆桂英、小罗成”们打擂台，在大跃进中各显身手；钢铁元帅升帐，家家献铁锅铁床，全民大炼钢铁；宣传总路线，十五年赶超英美……”诗句很有豪言壮语和浪漫主义色彩。山西某街头一排似诗似口号的大字：辛苦一两年，幸福万万年。在广袤的农村大地，翻身得解放的农民，满怀着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对共产党的由衷感恩感，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迫切感，不仅叫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为自己也为同伴的劳动热情放声高唱！
几十年后，墙壁依然老旧，但从中仍可读出诗句。
大跃进中有两种歌谣，一种是代表官意的“官谣”。那时候，各省市县、公社、生产队都有编写民歌的班子，全国集大成者当属周扬、郭沫若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这部歌谣堪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配合“大跃进”、“放卫星”的政治需要，打着民歌的幌子，说大话、谎话，牛皮吹上了天。比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公社粮食堆云天，社员爬上当神仙，扯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一个稻穗长又长，黄河上边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开来不晃荡。”像这样吹牛皮、放大炮、荒诞不经的官谣，当时到处都是。它代表官意，是被“愚民化”了的民意、被强奸了的民意。一种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民谣。这种民谣虽然在地下在民间，声音很微弱，但却是代表民声民意。彭德怀引用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这是反映社会反映民意的真正民谣。
真正的民谣，是群众背地里说出的，弄不好被人告发要进大狱的。尽管如此，真正的民谣还是流传下来，成为那个年代的佐证。如:“清早的馍，两口嚼。中午的面条捞不着。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床；一巴掌打到街门上!”“大干部，大吃二喝；小干部，小偷小摸；社员们草根、树皮捞不着。”“端起碗，照相馆；要想全队照合影，所有社员围着锅台往里看。”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群众对“官谣”的民间理解。例如，为当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头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群众把“桥梁”理解为“瞧粮”，说：“人民公社是瞧粮——瞧着粮食不能吃；到不了共产主义就早都上了天堂。”非常可惜的是，这些“为人民鼓与呼”，真实反映民情民意的民谣，绝大多数都已经散失、遗落、销声匿迹；加以抢救、收集、整理是很有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有一首"放牛"歌是这样唱的：
对面山上牧童哥，听我唱曲放牛歌。
今年我社规划傲，皮棉亩产万斤多，
棉花老大该是我！
那边的牛娃别啰嗦，亩产四千算什么多？
我社一亩五千三，棉桃赛过大秤砣，
小心打破后脑壳！
那管秤砣不秤砣，我社的棉花也不弱，
棉枝又高桃又大，二个装满一提箩，
送你一个做摇窝！
边放牛来边唱歌，唱的山歌都不错，
跃进跃进再跃进，棉花堆成银山坡，
产量比出弟和哥！
还有一首唱《棉花王》的歌：
一朵棉花打个包，
压得卡车头儿翘；
头儿翘了三尺高，
好像一门高射炮！
《玉皇和龙王》：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吸袋烟》
公社粮食堆云天，社员爬上当神仙，扯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大肥猪》
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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