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天生丽质，星光熠熠；他们都家财万贯，偎红拥翠。

可惜，有许多人却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和身体，沉溺于烟毒，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有的沦为脱衣舞娘，有的弄得倾家荡产。但也有的人洁身自好，自觉跳出“黑暗的电影界”，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民国男女影星的生态圈。健康清新与乌烟瘴气杂糅，构成了一个亦喜亦悲，亦笑亦泪的万花筒，热烈与冰凉交织而成的电影圈。

夫妻同扛烟枪又豪赌 ，败光家财

1956年，香港街头出现了一个面色憔悴、老态龙钟的乞讨妇人。电影人苏雅道一眼就认出，她是上海滩昔日大名鼎鼎的影星杨耐梅。往年星光熠熠的电影界“奇女子”，何以会沦落到这步不堪的田地？

吸毒！而且，她与同样是影星的丈夫王吉亭是双烟枪！！！

苏雅道说，王吉亭是世家子，有“王美美”之称。其父为高官。所以王吉亭挥金如土，"吸烟要用钞票点火",T恤衫每天都要换新的，旧的穿过一次从不再穿。他抽的鸦片烟，川土不要，云土看不上。他要抽价钱很贵的印度加尔各答出产的大土。

其妻杨耐梅花钱比王吉亭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粤剧泰斗薛觉先来沪演出，她盛装去捧场，往舞台中央随意扔出一颗3克拉的钻戒，一点都不犹豫，要知道，这颗钻戒时价就高达20万元。

杨耐梅也有毒癖，每天夫妻俩“一榻横陈，双枪并举，自己抽了不算，还要招待朋友”。王吉亭杨耐梅夫妻也喜豪赌。烟、赌都是无穷洞，没有多久，二毒俱全的夫妻俩，就差不多耗尽了家财。夫妻一拍两散。

后来，随着有声电影的问世，王吉亭因不会国语而时代的大潮无情淘汰，陷入了“财尽交绝”的境地，而杨耐梅也因为失去生活来源，流浪于港台两地。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连两个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只好由外祖母送到免费的学校。

红星夏佩珍吸毒，沦为脱衣舞娘

“绝不夸张地说，影圈内的瘾君子，集合起来可以组织两个足球队！上自导演，下至化妆间的小工，都有‘拿枪’的人。”深谙民国电影圈生态的苏雅道，在他的著作《论尽银河》中如是描述。

夏佩珍，起于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因拍当年大热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时红透半边天，曾一度取得与影后胡蝶分庭抗礼的地位，“凡有小家碧玉角色，大有非夏莫属之概。”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了稳住这个并不富裕的家里唯一的一颗摇钱树，夏佩珍竟被她的父母拉下水，染上了烟毒。

“出门抽一筒，回来抽一筒，伤风咳嗽胃气痛，更要抽一筒”，久而久之就成瘾脱不了了，没有戏拍的时候，总见她躺在客厅后房的烟榻上喷云吐雾。为了弥补抽鸦片的亏空，夏佩珍还迷上了彩票。但这也是出多入少。

慢慢地，家庭财富几近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夏佩珍也顾不得一个名演员的尊严了，她竟然把拍戏带回家的值钱的服装拿去当了买烟土，被明星公司发现以后，不得不每次派个人跟在她身后，工作完了就收服装。

令人唏嘘的是，抗战胜利后，曾经红极一时的夏佩珍已经无戏可拍，但人们有时在小剧场还能看到她，只不过这时她已经沦为只能演演《孟姜女路过剥衣亭》这类下三滥作品的脱衣舞娘了。

根据苏雅道了解的情况，当时女明星中吸毒的除了杨耐梅、夏佩珍，还有严月娴、宣景琳、薛玲仙等人。

明星影片公司两巨头也是烟鬼

明星公司当年是上海滩制片界的翘楚，由郑正秋、张石川和周剑云创建。

制片是明星，公司抽大烟者多，也是上海滩电影界人尽皆知的事。尤其是三巨头中的郑正秋、张石川都是瘾君子。郑正秋还在上海开了一家烟馆“郑洽记”，家里有的是烟土，烧之不尽，吸之不竭。因此，郑正秋很早就抽烟了。

郑正秋在公司或者片场烟瘾犯了的时候，就用小刀子把烟膏像黄油一样涂在一片面包上，“当点心吃下去，看着叫让人心惊，因为时常听人说，吞烟自杀的就是这个样子，他能若无其事，可见其烟瘾之大”。

张石川因为工作太忙，压力太大，也把鸦片当作灵丹妙药。苏雅道说，明星公司开在法租界内，而法国人一向对烟、赌、娼实行放纵的政策，这也使得明星公司从上到下公开吸鸦片不是秘密。

明星公司堂而皇之地公司开了一个大烟间，供工作人员“加油”之用。由于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之下，明星公司在业界和社会上获得了“老枪大本营”的浑名，不少公司明星都好这一口。

但也有例外，公司著名演员王莹就陷污泥而不染，后来她自觉离开了“黑暗的电影界”，也从此跳出了明星公司这个“毒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