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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关河五十州的作品《乾隆王朝》。
在昨天的阅读中，我们读到了乾隆与皇后富察氏的深厚感情，以及其家庭悲剧，尤其是富察皇后的去世，让他遭受沉重的打击。
但与此同时，他也逐渐加大了对官场的整治。在此之后，乾隆又将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傅恒出征
皇后富察氏去世的时候，正是大金川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
乾隆中期对军政两界的整肃，毫无疑问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权力的交替。
一批新进的年轻人迅速斩露头角，为首者是富察氏的弟弟、乾隆的妻舅傅恒。
与大多数满族官员一样，傅恒不是科举出道，自然无科甲头衔，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个角色是侍卫，而且还是蓝翎侍卫。
蓝翎侍卫属于正六品小官，但富察氏弟弟的身份成了傅恒在官场上的登云梯。
仅仅两年之后，他就被授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登基后最为宠信的大臣是讷亲，其次便是傅恒。
在乾隆的提点下，傅恒历任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等，直至成为一品的领侍卫大臣。
富察氏临死之前把弟弟托付给乾隆，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傅恒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富察氏一死，乾隆就升傅恒为太子太保，授协办大学士。
金川战争初期，傅恒曾主动请缨，但适逢富察氏新丧，乾隆考虑他不便服完丧就上战场。
等讷亲、张广泗被先后罢免，乾隆才决定启用这位自己悉心培养的后备中坚力量。
遂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授经略将军，统领一切军务，同时将其由协办大学士升大学士，随即又定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傅恒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位不满二十七岁的青年，从无带兵打仗的经历和经验。
为了确保他能旗开得胜，乾隆尽可能地调动了各方面资源，做了精心准备。
乾隆认为，金川战争用兵历时已近两年，始终都无法取得成功，是讷亲、张广泗毫无谋略，不亲自督阵所致，同时也有号令不明，赏罚不明的因素。
为了提高前方士气，确保傅恒用兵无阻，他从户部库银和各省拨银四百万两以供军需。
同时，他从内务府拿出十万两白银，给傅恒作为嘉奖军前立功将士之用。
1748年12月21日，乾隆在重华宫赐宴傅恒，次日按满族出征传统，在堂子（清朝皇帝祭神之处）行祭告礼。
皇子和大学士来保也都奉命为傅恒壮行。时人谓之“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见者”。
傅恒受此礼遇，他知道前方军情如火，路上不敢有丝毫迟疑，每天披星戴月，最远的一天走了两百五十六里。
入川的路上，道路艰险，随行的十几匹马都坠入了山涧。傅恒便下马步行，一连走了七十里，部队士气深受鼓舞。
1749年2月7日，他一到金川军营，即密令总兵马良柱以迎接经略将军为名，将军中的罪将良尔吉调出士兵营伍，宣布罪状后，将其斩首示众，其余如王秋等内奸也都分别遭到逮捕并被处死。
在诛杀内奸，消除隐患之后，傅恒即赴前线视察地形。
经过与岳钟琪、傅尔丹、马良柱等人探讨，傅恒了解到了不少原先他并不掌握的内情。
一员福将
就在金川战争两相对峙，难解难分的时刻，考虑到战争经费太过庞大，乾隆已经决定不管最后输赢，都让傅恒班师回朝。
就在傅恒踌躇再三的时刻，大金川方面首先支撑不住了，土司萨罗奔派人到清军军营求降，急于退场的清廷非常幸运地迎来了借以转圜的绝佳机会。
大家都认为傅恒吉人天佑，是个福将。
但傅恒自己对就此收场却还表现得心有不甘，在接见来使时，他坚持要萨罗奔、郎卡叔侄“亲缚送辕”，实际上想将其趁机逮捕，回朝献俘。
获悉傅恒有这种意图，乾隆唯恐鸡飞蛋打，连忙予以制止，要求傅恒务必抓住机会，诏布朝廷恩惠，对其网开一面。
1749年3月22日，双方议定受降日，萨罗奔、郎卡在寨门外除道设坛，率教徒头目多人，焚香顶戴，鼓乐齐奏地来到傅恒军营。
当天傅恒代表中央政府接受萨罗奔的投降条件，将其赦免，仍为大金川土司。
萨罗奔很感激，他发誓从此接受清廷约束，永不再侵犯临近土司，同时将进献古佛一尊，银万两。
在大金川受降后，原来处于逃亡中的瞻对土司班滚的求降请求也得到乾隆的批准。
一度令乾隆为之头疼的金川、瞻对问题终于较为体面地解决了，尤其金川，号称“兵不血刃，一平金川”。
乾隆效仿康熙平定沙漠、雍正平定青海后御制碑文惯例，特地亲撰《平定金川文》并勒石于太学，以垂示永远，金川战争也因此被纳入了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
傅恒作为三军统帅，乃金川战争中当仁不让的第一功臣，被晋封为一等忠勇公。
从此以后，他不仅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而且一直备受荣宠。
在他活着的时候，朝中再未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动摇和威胁其地位。
吏治分水岭
皇后丧葬案、金川战争案是乾隆对于官吏态度的分水岭。
在此前后，官场上侵蚀贪污、结党营私问题日益严重，军营中怯懦腐败盛行，都让乾隆增强了对吏治和军纪加以整治的认识。
过去，官员犯罪常入“缓决”，原因是官官相护，审理部门有意对其进行袒护，皇帝稍不注意，就容易让他们蒙混过关。
乾隆既知其弊，1749年即对被列入“缓决”的官犯进行清查，结果竟查出十八个重大案件。
其中贪赃枉法者有之，受贿诬良者有之，弃城失地者亦有之，这些人涉及军政两界，按实情本来都不能作为“缓决”处理。
乾隆全部予以重新勾决，并要求今后官犯必须另列清单请旨，他将一律亲自定夺，最后把关。
严刑峻法，整饬吏治的同时，作为引发社会秩序紧张的源头，米价的持续上涨也给乾隆敲响了警钟。
有的地方家庭无力购买粮食，把草根和树皮吃光了，最后只能吃一种叫“观音粉”的东西。
“观音粉”是一种风化了的石头，虽可以勉强充饥，然而难以消化，吃了“观音粉”的人只能被活活胀死。
乾隆极为焦虑，专门颁旨发动各地督抚进行讨论，对米价持续上涨原因进行调查。
人口激增是被反复提到的一个话题。事实上，中国古代人口一直不是很高，截止明代晚期，始终在六千万上下。
清初因为刚刚经历战乱，人口只有两千万，但到了乾隆六年（1741）冬，人口统计已经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人，整整增加了六倍有余，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值。
最终，官员们发现，粮食涨价与人口激增之间关系紧密。
为此，鉴于奖励垦荒仍是增加耕地面积最有效的缓解困局的措施，乾隆开始对报垦的态度发生变化，原来奖励耕垦的一套措施因此首先得到恢复。
白银帝国
中国各省具体情况相差很大，在江苏、浙江即江南一带乃著名的鱼米之乡，本不应该缺粮.
然而自明代中叶以后，这里很多耕地改种以桑、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又要向北方大量输出漕粮，自身所需粮食也就出现了缺口，必须从邻省进口弥补。
乾隆十三年（1748），政府为了平抑粮价，用行政手段严禁商人囤积粮食，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致使粮食流通渠道受阻，因此江浙大闹米荒。
乾隆引以为戒，为此反省说：“看来贸易之事，终不可以官法行之。”
其实，在开垦荒地和自由流通之外，白银的急剧增加也对稳定乾隆中后期的粮食市场，乃至推动整个社会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产银量很少，白银主要靠对外出口瓷器和丝绸、茶叶等产品取得，江浙两省固然靠改种桑棉而缺粮，但却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创汇”大户。
乾隆朝的国内稳定保证了出口稳定，出口稳定又保证了“创汇”稳定。
一项权威统计表明，乾隆中后期，中国一共增加了大约两亿七千四百万两墨西哥银元，堪称“白银帝国”。
白银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中国人口多，相对耕地面积少，但当时的泰国、越南产米极多，正可补其不足。
在乾隆中后期，为鼓励商人从东南亚国家运米进口，政府专门颁布政策，规定凡购米回国在两千石以内者，由督抚分别予以奖励，超过两千石，即可奏请赏给八品或九品顶戴.
东南亚大米也因此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特别是山多地少，向来缺粮的广东、福建等省。
当时有一个叫汪辉祖的人记录家乡萧山1748年的米荒景象。
根据他的观察，在此后十余年中，萧山米价昂贵成为常态，原来一斗米160文已是高价，现在200文都被认为太便宜。
奇怪的是160文那年，饿死不少人，现在涨了这么多，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起来了。
随后他又发现，过去只是米价高，现在是物价普遍高，他从中得出的认识是各行各业都有钱了，纵使米价上涨，大家也都买得起。
乾隆中后期，中国农民要比同时期的法国农民吃得好，而且也比较富裕，一般人家受教育深度都比较高。与之相应，国库盈余也越来越多。
以前乾隆不敢打仗，也打不起仗。但金川战争以后，他打仗就再也没有缺过钱。
战争期间那种令人煎熬的财政危机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今日共读《乾隆王朝》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乾傅恒出征，金川战争胜利，还有乾隆整顿吏治中发现的米荒与人口增长问题，最终对外贸易的扩大让乾隆统治下的帝国走向了白银帝国的盛世。
那么在此之后，乾隆又将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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