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憔悴的脸，我突然悟出一个强大的事实，不知道为何，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事实是：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但我是狼，我还在撒谎，无论如何他会嗅出谎言，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三个星期后，就在肖恩快要痊愈时，信到了。我麻木地撕开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后，宣读自己的判决书，我扫了一眼总分：28分，我又检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没错。不知为何，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父亲工作了。我开车去了斯托克斯——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申请了一份包装杂货的工作，我当时只有16岁，但我没有把年龄告诉经理，于是他雇用我，每周工作40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时，爸爸正开着装载机。穿过废料场，我爬上梯子，抓住栏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还会开起重机，直到他雇到人，他放下吊杆，盯着前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祂赐给我28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招生委员会效率很高，没有让我等太久，来信装在一个普通的信封里，看到信时，我心里一沉，拒绝信都很小，我心想。打开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词，我被录取了，新学期从1月5日开始。
母亲拥抱了我。爸爸努力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
我17岁生日的三天前，母亲开车送我去犹他州找公寓，我们找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到家。看见爸爸正在吃冷冻食品当晚餐，他没煮好食物，一团浆糊，他周围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燃。母亲连鞋子都没脱，就冲到厨房，拿起平底锅，准备一顿真正的晚餐。爸爸移到起居室，开始咒骂录像机，从走廊上我能看到电缆线没接上。我指出这一点时，他勃然大怒，他骂了一声，挥了挥手，喊道，在男人家里，电缆线应该一直处于连接状态，一个男人回到家，永远都不该发现录像机的电缆线没接上，我到底为什么要拔出它们来？
母亲从厨房冲了出来，“是我拔下来的，”她说。
爸爸朝他转过身来，唾沫四溅，“你为什么总是站在她那边？一个妻子应该支持自己的丈夫。”
我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我身边大喊大叫，电缆线一再掉下来，我的心因慌乱而跳动，它压倒了一切想法，以至于我甚至忘了怎样将红色的一头和红色连上，白色的和白色连上。
接着慌乱消失了，我抬头看着父亲，看着他酱紫色的脸，看着他脖子上暴跳的青筋，我还是没能把电缆线接上，我站起身来，一旦站起来，我就不在乎电缆线是否连上了。我走出了房间，我走到厨房时，爸爸还在咆哮，我沿着走廊前走，回头看了看，母亲来到我刚才的位置，蹲在录像机前，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她面前。
那一年，等待圣诞节来临，就像等待从悬崖边走过。自从千年虫以来，我从未如此确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会将我从前认知的一切全部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我试着想象未来，用教授、作业、教室来填充它，但我的大脑无法召唤出那些事物，我的想象中曾经没有未来，直到新年夜，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我该做准备，努力完成泰勒向大学保证的高中教育，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想让泰勒帮忙。他在普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甚至要结婚了，我想他并不希望为我的生活负责。
但他回家过圣诞节时，我注意到他在读一本叫《悲惨世界》的书，我觉得这肯定在那种大学生必读书目之列，于是也买了一本，希望从中学习一些历史或文学知识。但我没有学到，因为我无法区分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背景。在我看来，拿破仑并不比冉•阿让更真实，这两人我之前都从未听说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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