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八四：“格物”缘何不能“致知”

《传习录》八四：“格物”缘何不能“致知”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口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

阳明先生说：“如今专营于我所说的格物之学的学习者，尚且多处在耳闻口说的层面上。何况是那些专营口耳皮毛之学的学习者，能有什么例外呢？天理私欲，精妙细微之处必须于日常事务中随时随地、尽心尽力地省察克治，才会逐渐有所心悟。如今的人在开口说话的时候，虽然口中是在讲求天理，心中在倏忽之间不知道已经产生了多少私欲！有偷偷萌发而不易察知的私欲，即使用力省察尚且不容易发现，何况只是依凭口耳皮毛之学，依靠浮于表面的高谈阔论，又怎能做到全部查知呢？如今只管讲存天理，却放在一边不去遵循，只管讲着私欲，却留在自己身上不去摒除，这怎么会是往圣‘格物致知’的学问呢？后世的学问，就算做到极致，也只能做到‘义袭而取’的程度吧”。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提出的八条目。是两千多年前，华夏民族中少数“衣食无忧”贵族为寻找人生终极意义，所确立的达成完满人生的八个步骤。

“八条目”指向的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人生终极目标与意义。不得不说，这是华夏民族精神层面极具奠基意义的一次跨越。作为刚刚超越自然束缚、抵达“衣食无忧”之境的少数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如何“享受人生”的问题，而是在“明明德”“亲民”中实现“止于至善”理想社会的构建。先民们在民族文化发展走向上的这一“无私”选择，让人肃然起敬，也成为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来民族自信、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从“八条目”的角度讲，要达成人生的圆满，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只需借着“八条目”的“阶梯”攀援而上即可。由“格物”而“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以“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条向内观足以“学为圣贤”，向外发足可“王天下”的路子。

问题是往圣先贤利用“文字”这一媒介，将上述经验整理下来传诸后人的同时，“虚文”之害也如影随形。孔子之世，老人家已然觉察到了文明演变过程中人们“重虚文而轻实行”的弊端。所以，他把“述而不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对自己的弟子讲“予欲无言”，他终其一生删“六经”以去虚文之害。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宿命——承文化之益则必受“虚文”之害。到荀子之世，荀子赫然讲出“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的话来，这话可以算作是先前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断言的切实应验。只不过，由孔子之世而至荀子之世，“虚文”之害愈演愈烈了不少。

一千多年过去了，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虚文”之害，或者说荀子所讲的“口耳之学”早已遮天蔽日，完全将由“格物”而“致知”的路子堵死了，学者再难由“格物”入手，循序“内圣外王”，求“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人生理想，“学为圣贤”更是成为一种奢望。

“格物”不能“致知”，说到底是“重虚文而轻实行”的必然结果。从此，本意发扬“圣学”的“虚文”反而成为后人“学为圣贤”路上最大的障碍。

阳明之世，学者不能由“格物”而“致知”，王阳明认为有三条原因：一是致力于所谓“格物之学”的学者忘记了“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就像今人所讲的“走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只在“口授耳闻”的层面打转转，忘记了“学为圣贤”的求学目的；二是沉溺“口耳之学”的浅薄学风在作祟，使人轻薄地只满足于“口耳之学”，不肯去踏实践行。三是误把“讲求”与“存养”等同起来，自以为听懂、讲出来的就是自己的，殊不知不去实行，不去在具体的事上练，不老老实实地“去人欲”，天理是不会自然存养于心的。

常言道“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专注于“格物之学”者，倘若求“学为圣贤”，尚可得个“致知”的“中”。若是沉溺于“口授耳闻”，恐怕只能得个“义袭而取”的“下”了！

孟子讲得很明白，做大学问，应求的“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者”——要通过“去人欲”让“天理”充满“自家心体”，而不是掩袭于外求一两处“义”的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