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不是药神》各路媒体评价一路飙升，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部现象级电影，着实给中国电影市场下了一记猛药。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回应了很多影迷的期待，再也不用羡慕印度或是韩国能拍出《熔炉》《摔跤》等等。
优秀的影片总能给人带来思考，就我而言，这部电影非常棒，整个题材其实很敏感，容易煽情，但导演一直保持着克制，用中正的视角慢慢讲故事，这种真实感反而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我觉得唯一的一点不足，是有意无意将药厂的形象丑化，其实为了在专利期摊平研发成本，谁又有权指责他们的定价策略呢？
在穷人的“生存权”和“知识产权”之间，或许涉及到了一定的商业伦理，总能让人抉择两难。或许生命无价其实某种意义就是谎言，记起薛老师的经济学课，再富有的人同样需要在高昂的治疗费用和继续生存之间妥协，哪里又有所谓刚需，有所谓一定需要保障的权利。或许“生存”无价，但是这个“生存权”却是有着明码标价的。
在专栏里讨论过发国难财的行为，某种意义上和药厂的角色有共通之处，或许有趁人之危之嫌，但是困境并不是趁人之危的人制造出来的，药厂只是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发国难财”的行为可能的确是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对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所有的自愿行为和志愿者都是值得钦佩的，但不可否认它的效果是有限的，或许可以更多的呼吁和引导，但阻止别人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专栏中提到了一个例子，美国发生过一次叫做“卡崔娜”的飓风灾难，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规模断电。电视台播出这个地区大规模断电的消息以后，有位哥们儿就想，能够赚点钱。所以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19台发电机，又租了一辆大卡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肯塔基开到了密西西比。来到这以后，他用双倍的价钱出售这19台发电机，当时的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发电机。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出现了。警察认为，这个人违反了当地所谓的反价格欺诈条例，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牟取暴利，把价格抬得过高了。结果警察把这个人投到监狱里面去了，他的那19台发电机也被没收了。这人在监狱里面待了4天后放出来了，而那19台发电机，还扣押在政府的仓库里面。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实事节目就专门报道了这个事情。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约翰·斯托塞尔（JohnStossel），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想要发财的哥们儿帮助了居民，还是把所有发电机都扣押在政府仓库里面的警察、政府帮助了居民，到底是谁对居民造成了伤害？
当他采访那些居民的时候，居民都说，“我们要的是发电机，我们要电，我们要食物。”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发国难财不对，但是如果不能发财，你怎么能让别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那么多发电机，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呢？所以借用《国富论》里的那句名言：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所以一味骂药厂是没用的。
现在想想那些连印度药都吃不起的病人，或许自制药，或许买着别人仿制的更廉价的药，他们有的或许和影片的主人公一样救了很多人，有的或许就是想赚钱，也不管剂量和成分，但那有怎样呢，病患横竖都是死，不如放手一搏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们知法犯法，但在生死边缘，是非黑白，正义公平又各在人心。电影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治不好的，穷病。”成人的世界里没有简单，不存在一刀切的简单答案。而不论显达或是落魄，人们也都冥冥地相互牵连影响，至少看了这部片有所发觉，多关心身边的人吧，穷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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