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不断征服原民。带来传统信仰习惯，经改造形成独特的吠陀文化。提倡经典神启、婆罗门高贵（种姓制度）、祭祀万能，以此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巩固与稳定。
经典神启与祭祀万能，这是神权宗教的特色；而种姓制度却是垄断政经特权的手段。婆罗门教说：人有灵魂，死后不灭；根据先天因由，投生不同种姓。上三种姓为雅利安民族的内部阶级：教权、政权、自由民；还有被殖民的异族阶级：首陀罗。上三阶级的人，刹帝利可自行祭祀，自由民不许自祭，却可以拜托婆罗门代祭。唯有祭祀，向神示好，才能使得梵我合一，实现解脱。而个人种姓全由家族血统决定，且宗教的意识形态迫使人们安于现状。
沙门阵营是对垄断神权的婆罗门教的反抗。针对灵魂说，提出业报轮回。人生而无智，不问阶级皆然；祭祀得不到智慧，唯有自我修行才能实现解脱。这样以人为本，自作自偿，人人平等的积极态度，是当时宗教政治社会中的一股清流。
佛教是时代的异数，甚至从未成为主流。他源于沙门主义阵营，抵抗着婆罗门教对“解脱权”的垄断。汲取“业报轮回说”，认为祭祀不能导致永恒；必要开启智慧，才能终止轮回。另外他也并不满足于沙门阵营各大导师的教说，博采众长，有所扬弃，走出一条独特的解脱之道，成为反神权生力军的一面大旗。
佛教的特点是中道：说无我，也说业报轮回。对灵魂、祭祀、天启、阶级、断灭、享乐、苦行等说提出全面性批判。这既是针对婆罗门教的，也是针对沙门阵营的。通过检视，佛陀发现所谓“特殊不灭”的“阿特曼”、“我”、“灵魂”其实并不存在。但在菩提树下证得三明的同时，真实体验了过去生死的无尽轮回。
佛法核心，唯在四谛。除此之外，多有来自沙门阵营的养分。比如禅定技巧，业报轮回，四大聚积等等。沙门是对婆罗门教的抗衡，但并不彻底。佛陀直面“灵魂”说，给了婆罗门教教理以“致命一击”：既然无我，便众生平等。婆罗门再也不能自安于无冕之王的宝座之上。
佛教的风格是实证主义的，当时的上座弟子几乎都能通过实践达到真实利益，便在思辨层面无须置喙。佛陀说：许多问题多言无益，自证便知。这本是务实的作风，但对后来的有学弟子而言，不能用语言交代清楚，成为日后分歧的导火索。
在佛陀晚年时，（多得刹帝利种姓的优势，）佛教已有广泛社会基础。提婆达多企图被统治阶级豢养，提出不利于群众修行的严格戒法。佛陀否决了这一梵化倾向的根本性变质，提婆达多不惜走上分裂僧团、迫害佛陀的不归路。这是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路线斗争。
佛陀死后，僧团中不同学风所导致不同意见的情况逐渐浮出水面。佛陀尸骨未寒，就有宵小提出戒律修改的议题。由于过去的立法权唯在佛陀，所制戒法很像法官造法；随犯随制，修改不止。便有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摩诃迦叶力挽狂澜，将戒律成文，并作出对“上位法”不再修改的决议。这是佛教历史上的第二次路线斗争。
随着佛教化区不断扩大，不同地区僧团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便有修改地方“下位法”的必要。如果下位法不涉及修改上位法的立法精神，那是被允许的。一旦下位法的立法对上位法有所违背，那就会引起大众的不安。部派分裂，大概因源于此。再加上法义的各臻发展，使得僧团间的分庭抗礼成为必然趋势。（如今看来大概有三方面的问题：佛观、戒律、法义。）
出于终极怀念，人们对佛遗物特别尊敬。比如佛衣、佛钵、舍利等，编出许多神话，导致后来佛教的梵化倾向（偶像崇拜与祭祀求福）。对佛塔礼拜，被认为有功德，那么阿罗汉塔呢？案达派认为阿罗汉是不如佛的（佛是无师的，阿罗汉是有师的），而法藏部却认为差不多（同为涅槃）。两派各有论述，难以调和。
由学风不同，导致分别立说，再来发展戒律，终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此时，摩揭陀走向强盛，先后吞并跋耆、憍萨罗等国。佛教是摩揭陀统治者支持的，随之扩展。长期由耆那教盘踞的跋耆，也开始流行起佛教。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风格，解说佛法自然就会不同。
在商业发达地区（跋耆）的比丘，有了乞钱的行为。佛陀制戒，明确反对比丘蓄藏一切有价物。这本是源于沙门主义的极简作风，因为此例一开会耽误修行。如果能够蓄财，便似婆罗门教那样，容易使佛教迅速变质。宗教色彩浓重的神秘主义，容易令人趋之若鹜。与沙门主义智慧先导的宗旨相违，这也是佛陀不建议用神通宏法的道理。
佛陀在鹿野苑的最初说法，是四谛、中道、八正道；第二说法是五蕴苦、无我、无常。五位比丘因此解脱。佛陀教法之核心纯在经验实践，理论方面的组织是后人做的。当时的宗教习惯非常强调论述，佛陀对此的态度是不要浪费时间。
尤其关于“十四无记”，佛陀是不许大家费神的，因为很多东西在思辨层面无法解决。唯有亲自体验，自证自明，不待非比二量。佛陀说并没有不灭的灵魂，而又支持业报轮回，都是现量体证。这在一般人看来，却是一种矛盾。
如果没有那个不断的延续者，业报轮回如何记录？如何实现？没有灵魂，难道死后就如灰飞烟灭？如果要使自造业，自偿报，总要有个前后连贯的载体，这个载体不是灵魂吗？不是灵魂又是什么呢？如果有这个不灭的灵魂，为什么不能投向与梵合一的“永恒涅槃”呢？
有一位婆蹉种出家人请教佛陀：“到底有我吗？”三问，佛皆默然不答。阿难疑惑，请教佛陀为何不语。佛陀说：“我若答言有我，则增彼先来邪见；若答言无我，彼先痴惑岂不更增痴惑？言先有我从今断灭，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于今断灭则是断见。”（《杂阿含经·第九六一经》）
佛陀是远离两边的，说有说无说断说常都会落入旧有婆罗门教与沙门阵营的窠臼。唯有中道之“缘起法”，才是佛教真正能够让人彻底出离解脱成就的根本。佛陀在世时，弟子大多得到现量体证，合和无诤只是修见合一的体现。随着弟子人数增加，素质多元，许多人无法亲证真理，便难免有善于“多闻”的比丘，在文字上的发挥了。
佛陀对于与解脱无关的形上学问题，大抵是回避的，留下许多“隐患”。在《箭喻经》中，佛陀指出实践的重要性，而不是讨论技巧本身。但是学说不经系统组织，无法长期传承。佛学要深入广传，也就不能不接触这类问题。例如世界有边无边？有常无常？身与命是一是异？
其中尤其是身与命的关系问题。如果承认业力作用，他必得肯定对过去的命定。六师中一些派不但承认过去命定，而且说未来也是命定，所以苦行以期缩短轮回。佛教认为，一切缘起，并不是宿命论般的机械。只要抓准焦点，一生就可解脱。
此外，未得解脱者，死后是有还是没有？佛陀临终对弟子们说：我死之后，你们依法、依自己。可是形成宗教之后，佛徒们不仅不能完全依法，也不能完全依自己，反而要依佛了。于是问题升级成“佛涅槃后有无？”不同回答的部派，很难再继续共住在一起了。仍未实践解脱的人们，难免要“借用”“灵魂”说，以方便在民间传道。
关于十四无记的问题，包括世界常？世无常？亦有常亦无常？非有常非无常？世界有边际？无边际？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生命即身体？生命非即身体？佛涅槃后存在？不存在？存在而又不存在？非存在非不存在？包括我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感观以外还有存在吗？感观以内的觉知，所反映的“客观存在”是真是假？这些问题或者陷于玄论，或者谬于逻辑，确实离开佛法有点太远了。
七百集结后，根本两大派分裂。摩揭陀王朝被难陀王朝代替。这时马其顿已统治了希腊，亚历山大建成一个强大帝国，叙利亚、埃及和三洲交界处的各地都对他臣服。他继续东侵，灭了波斯，又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迦华试，直侵入印度。
公元前327年，他进入健陀罗，占领了咀叉尸罗城（文化中心）。亚历山大的入侵，对传统文明破坏极大。月护与阇那伽回到摩揭陀，号召印度民族反抗，驱逐希腊人，恢复国土。推翻殖民政府，建立孔雀王朝。传至第三代，就是著名的阿育王。
阿育王统一了被亚历山大侵略的北方，并向南方扩张。由于战争损失惨重，他考虑用宗教手段进行怀柔统治政策。他对宗教的利用，使得多有滥竽。他组织结集法会，整理三藏，驱逐假面僧侣，地点在华氏城。
这次结集，传说编辑出一部《论事》。其实是把各派不同的论点当作议题列举出来，并刊定是非。正反面意见各五百条，总计有千条。现存二百十六条，都是反面的，是帝须一派不赞同的。《论事》第一品就提出了补特伽罗有无的问题，可见此事的重要。
犊子部公开主张补特伽罗有，其他各派虽未公开承认，却是默许的。坚决反对的是目犍连子帝须，他是会议主持人，属化地部。这次争论，由犊子部与化地部把补特伽罗有无的问题摆到台面上了。此后，十几个上座分成几批被派往四处宣扬佛教。东到缅甸，西到大夏，南到斯里兰卡。具体情况，南传的《善见律》中均有记载。
佛教部派分裂，本于教义分歧，又四处扩展化区，成为一种趋势。得到政治势力的赞助，催速蓬勃发展。地区风俗差异，随之组织出不同理论系统，这就更易促成分裂派别的独立性。一些地区的佛教发展，出现根本性梵化的偏失，便有龙树、弥勒的二时与三时说，分别用负面表列与正面表列的方式，将佛陀本怀“缘起”真了义教重新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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