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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鲸书（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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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试图用鞋带上吊的精神病人从厕所水管上猛拽下来，小安意识到，呼救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做人工呼吸，她半跪在厕所水槽旁，光线太暗，她摸索着才找到病人的嘴唇，嘴里很快沾满那名病人的痰液。这是1987年的午夜，小安做护士的第三个年头。
小安本名安学蓉，是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四医院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疾病诊疗医院之一。当地人骂人脑子有病，就说“龟儿是四医院放出来的。”
去上班的第一天，小安太害怕，就郑重地化了妆，点头哈腰的跟病人打招呼。结果被病人追着看，现在想想，倒觉得有趣。
从重庆军医大毕业后，小安转业到四医院。许多病人有妄想症状：住院八年的招待所服务员，突然认定自己是有超能力的国安局特工，吵着要帮小安管其他病人；说话喜欢用“你的，我的，大大的”句式的老头，从未去过日本，却坚持给自己叫“夏子”的日本恋人写信；以为自己是开国将领的女儿的农妇，人生理想是做昭觉寺的千手观音，发功让女人多生儿子，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小安从不点破他们，觉得既然无法根治，留点幻想也是好的。
两名女病人厮打起来，她上去拉架，被两人围攻扯头发。另一名胖胖的女病人冲上来帮她。她没用“感动”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而是美滋滋地感慨到，“哎呀，我觉得好有趣哦。”
脑子里有个无法抗拒的声音的女人，那声音叫她杀人吃屎她都一一照做；住在同一病区的男同性恋病人晚上悄悄睡在一起，床上脏得让她脸红；把父亲的头割下来，却以为那是南瓜的大学生。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踢打撕咬病区里的医护人员。还有的意志消沉，一心求死。悄悄用牙刷、鞋带之类的小物件自杀，小安早年间值夜班，最害怕的去厕所，担心又碰到病人挂在水管上。因为病人自残自杀率高，治疗手段存疑，较之普通医院，精神病院发生医闹更频繁。
护士最怕的是病人逃跑，一跑就是严重事故。她曾写到，“天生有星星月亮太阳，就是没有亲爱的疯子···又经历了一次疯子逃跑后的焦虑，恐惧，绝望，白天黑夜疯了似的寻找，不敢想最绝的后果，以及确实希望奇迹发生。”
小安的神色里有一种见惯世事的索然，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无嘲讽也不悲悯，只觉得彼此平等。一名女病人生日，想脱了病号服，穿着护士服拍照。小安就把自己的制服脱给她。小安不试图跟病人讲道理，像是在纵容不讲理的小孩。她在文章里毫不掩饰的把病人叫“疯子”，认为“疯”是正常的，“疯子”一词不含贬义。“我觉得医院的疯子很幸福呀，有吃有穿，还经常提意见，饭难吃啊，衣服不时髦，护士太丑挡了他的视线。”但她又说，变成什么都不重要，绝对不能精神病人，那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她曾反省，把病人叫“疯子”是因为自己缺乏爱心不够善良，可又觉得“精神患者”、“有问题的人”并不准确。“我决定把自己看得很淡很轻，几乎到无形，这样想当然地和他们平起平坐了。”
小安已经调离病区，在咨询台工作。让资历较深的护士不再去病区，是医院的隐性福利之一。30年来，四医院和我国的精神疾病治疗现状都得到极大改善。她对这些改变无知无觉，在精神病院待了三十年，她对医院的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于零，医院里最让她振奋的一片花园，她扳起手指给记者数，“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她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收入组成，唯一知道的是工资里包含一项“挨打费”，即对被病人打的医护人员的补贴。她理解精神病人，觉得常人和精神病不过一线之隔，却不要求旁人也能理解。有人当着小安的面骂精神病人，还说精神病院待久了护士也不正常，她懒得辩解，觉得被理解是最不要紧的事。她说，连病人之间吵架也会对骂，你简直是个神经病。
她把医院的病人叫“家疯”，路边的病人叫“野疯”。在街上看到精神病人，小安觉得亲切。还给拿吃的，问他家在哪儿。“不是我多善良，而是我不怕他们。野外的疯子就像孤儿，只有进了医院才有归属。”
小安把这些经历写在《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一书中，以童话般的口吻。小安写一个叫“丽九”的女病人，她爱唱《甜蜜蜜》，她写到，“天亮了，到处都是她的歌声，甜蜜蜜，甜蜜蜜。头发里衣服里，地板上。我坐上火车，歌声跟着我，唱到成都来，二十年，甜得要命。”女病人最后跳青衣江死去，小安把黑暗痛楚的故事包裹在孩童般荒诞甜美的的句子里。
同事都不知道，这名会让病人吐舌头确认他们是否把药吃下去的小姑娘，工作之外是名写作者，还是“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
小安毫不掩饰对诗歌的狂热，朋友也多来自诗歌界。她夸赞某诗人极有才华，记者问到“那是你爱人吧？”“前夫。”她坦然地纠正到。小安觉得精神病院的护士跟其他工作没什么两样，她没有被这份工作改变。而后她又补充到，“还是有好处，就是快滑入黑暗中时，你会自我警惕，别再跌落下去了哦。”这是在精神病院做护士给她的生活的警醒。“我经常感觉太无能太渺小，还欺骗自己，这个世界不适合我，肯定有一个更美的在等我，我是先苦后甜。偷听病人说话，好有趣，让我好些了。”她有了新的恋人，不想再结婚，与前夫关系良好，还一起聊诗。
近日一场名为“诗歌之美”的讲座上，小安作为讲者出席，她拿着讲稿，拘谨地念完不足50字的提纲后一言不发站在台上，追光灯下，小安被近千人注视着，她垂下头抠讲稿的卷边，羞涩得不知所措。主持人宁远来解围，郑重介绍了小安精神病院护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又代表观众提问，问她为什么在精神病院做护士，如何坚持下来的，打算换工作吗？她愣了下神，然后小声说，“啊？···因为一直在做嘛···”
1998年，小安曾被诗人何小竹拉去做过几个月的杂志编辑，她不适应到何小竹不再忍心勉强，她又回了医院。
2014年初的一个下午，病人们结束“放风”（即公寓疗法）回病房。数百名精神病人成群结队穿过医院走廊，动作迟缓呆滞，如同集体梦游。大部分病人在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里裹着厚衣服，被撑得鼓鼓的。空气里混合着消毒水味，药味，部分病人身上的恶臭味。
队伍在电梯口前停了下来，有病人突然发作，躺在电梯口，厉声辱骂医生，还要求给病房换一台能看娱乐节目的电视。一名护士高声安抚那名病人，“回去我给你调，保证可以看湖南卫视！”四名医生站在队伍外，点数，维持秩序。其余病人仍面无表情，一名不足十岁的小男孩指着面前的空气，表情专注地说：“糖糖，糖糖。”
小安在咨询台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天有点冷，粉红色护士服太单薄，她一直在搓手。这是小安做护士的第三十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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