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认为现代人不幸福的第二个原因可以总结为“烦”。怎么来定义烦闷的心理状态呢？
罗素提到的“烦”的特征有：其一，眼前摆着“现状”，想象里又盘旋着“另外一些更愉快的情状”，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对照；其二，一个人的官能必不专注于一事一物。综上所述，烦闷在本质上是渴望发生某些新的事情——所渴望的不一定是愉快的事情，只要是一些事情，能使烦闷的人觉得这一天和其他时间有些不同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烦闷的反面不是欢娱，而是兴奋。由此看来，烦闷的本质就是无法享受孤独与无聊，总是渴望某些新刺激来打发无聊。相反，真正有趣的灵魂是非常能够享受孤独的。举例来说，达尔文便能够在周游世界后，在自己的书斋里，通过研究标本享受孤独；马克思亦能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通过反思资本的运作逻辑来享受孤独——他们都不需要什么肤浅的刺激来打发时间，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大事要做。
那么，为何很多人无法做到享受孤独，而需要无聊的刺激来打发时间呢？仅仅以一句“很少有人是达尔文或是马克思”来打发这个问题，恐怕是不严肃的，因为这些伟人在现实生活中固然稀少，但要做到享受孤独，却未必要成为伟人——安静地读一本书、完成一个用乐高积木搭建的建筑模型，或听一段“舒伯特”，都能让你享受孤独。
基于罗素的启发，所有的这些克服孤独的办法，在本质上都依赖于教化形成的精神产品的消费习惯，而这种消费习惯的养成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只是在对于短视频的消费中学会“谋杀时间”的方法的话，那么，他们便无法在断网的情况下，仅仅通过阅读一本纸版的《红楼梦》找到精神乐趣，并以此消除烦闷。也就是说，要做到与烦闷对抗，就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幼儿教育着手。
关于如何教育孩童以正确的姿势面对孤独、消除烦闷，罗素是这么写的：
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单调，应当从小培养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在这方面，现代父母简直应该受到谴责，他们给孩子提供太多消极的娱乐——比如电视、美食——他们没有意识到，对孩子而言，能忍受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是很重要的，至少大多数情况下如此。童年的乐趣应该主要由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从自己的环境中获得。令人兴奋又不费力的乐趣应当少之又少，比如看戏。从本质上说，兴奋就是毒品，使人上瘾并越陷越深，而在精神兴奋的同时，肉体会变得滞钝，这与本性相悖。孩子就像幼苗，让他在同一块土壤上自由生长才能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繁杂的印象，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反而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忍受有价值的无聊。
罗素的育儿之道，便是对丰富的刺激物进行“供给管制”。这一点也是有相应的认知心理学的道理加以支持的。按照所谓的“韦伯定律”，前一心理刺激与后一心理刺激之间的差别量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引起心理主体的差别感觉——譬如，如果你本来感到水温很热，若水温仅仅再提高一点儿，你便很有可能感觉不到水温的提高。同样的道理，孩童若本来已经对丰富斑斓的物质生活产生了适应心理，若在此类生活的丰富度的供给方面再提高一点儿，孩童也是很难感到幸福量的增长的。为了感受到新的快感，孩童可能会去追求更多的刺激物，由此陷入更大的烦闷（因为由刺激所带来的满足会立刻进一步推高心理满足的阈值，由此陷入“以有涯随无涯”的怪圈）。
罗素式的育儿经或许就应当被变通为这个样子：阻止孩童过早接触手机，乃是中国家长所需要注意的教育之道。家长要严控娱乐与学习之间的时间比例，并注意培养孩童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劳动付出才能得到精神享受的游乐项目的兴趣——如乐高玩具的拼搭游戏。同时，也要时刻注意对于孩子的注意力的培养，至少保证幼童有在四十分钟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专注力。在这个问题上，罗素的下述评断或许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效力的：
如果为了达成严肃、有益的目的需要忍受许多无聊，一个男孩或者青年能够自愿做到。但如果这个男孩过着散漫、放荡的生活，那忍受无聊就不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老是想着接下来的快乐，而不是未来的成就。因此，不能忍受无聊的一代将是无所作为的一代，是与自然的缓慢进程脱节的一代，是生命力像瓶中花朵一样逐渐枯萎的一代。
不能忍受无聊的人将是无所作为的人，生命力将像瓶中花朵一样逐渐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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