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美味”.桑迪菲尔（Robert ''Yummy" Sandifer）拥有一个十分不幸的童年。出生在犯罪频仍的芝加哥南区的他，有一个从小就因为持枪犯罪而被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和一个因为涉毒和卖淫而经常被拘捕的母亲。到了三岁，当地的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将他强制迁移到了他祖母家居住，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起来，因为他的祖母除了他之外还需要照顾十几个境遇类似的小孩。到了八岁，因为喜欢吃甜食而绰号“美味”的桑迪菲尔就辍学了，加入了当时在芝加哥十分具有势力的青年街头帮派，从九岁那年就开始参与车辆盗窃和入室盗窃。
在他11岁那年，他的帮派要求他“做掉”敌对帮派的成员，而桑迪菲尔同意了。在1994年8月的一天，他朝着这些成员的方向开了几枪，在杀死了14岁的女孩沙文.迪恩（Shavon Dean）之后逃离了现场。尽管如此，警察还是很快就锁定了他，并且对他展开了追捕。就在他准备向警察投降之前，他找到了自己的一名邻居，说想见见自己的祖母。这名邻居把他留在了门廊边上，而两名和他同一街头帮派的成员就趁着这个时机对桑迪菲尔进行了诱骗，以将要带他去“安全地带”的名义在一条地下通道里将他枪杀。
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桑迪菲尔的死震惊了整个芝加哥，更让美国又一次陷入了对于大规模青少年犯罪的恐慌之中。从数据的角度上来看，这样的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从1985年到1994年，青少年谋杀率几乎增长了一倍。尽管这起事件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青少年恶性犯罪，但是媒体在那时早已经开始不断地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渲染，并鼓动联邦政府对于青少年犯罪惩处的改革做出更具体的行动。
在推动对青少年犯罪给予更多关注和惩罚的诉求中，往往隐藏着一个不能直接说的原因；那就是这种趋势不仅威胁到贫困的少数族裔社区，也威胁到富裕的白人社区。在1989年，十几名青少年在中央公园暴力袭击了数名行人，其中一名还强奸了一名女性慢跑者。在1993年，年仅13岁的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在纽约州在公园里强奸了一名四岁的男孩之后用一块石头砸死了他。这样的例子当时数不胜数，并且几乎每一起都强烈地引发人们对于青少年犯罪热潮的道德恐慌。
而在这股要求严打的热潮之中，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更加扣人心弦：“超级侵犯者（Super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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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最早和最重要的倡导者，是一名当时不到四十岁的政治学学者，小约翰.迪尤里奥（John DiIulio）。在迪尤里奥看来，政府处理犯罪的“政治正确”正在纵容这些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超级侵犯者，在媒体和政客的定义里，往往指的是一群凭着直觉去杀戮或者残害的极端暴力犯罪分子。他们这么做的目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确，而且他们并不对未来有任何看法和期待。为了佐证自己的理论，迪尤里奥参观了美国各大监狱，并就此得出了一个让他绝望的结论：这些人无法被拯救。在保守派杂志《每周标准》之中，迪尤里奥提出，虽然许多的美国人在情感和精神上能够懂得明辨是非的环境中长大，但是每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男孩里，总有一部分会走向暴力犯罪。这些人走向这条道路的原因则是因为“道德贫困”：在受虐待、暴力横行、没有父亲、没有信仰和没有工作的环境中，被具有暴力倾向的成年人包围而成长的环境里，这些年轻人无法避免的走向了进一步的堕落。
到了1995年，从里根时期就开始的起初针对毒品犯罪的法律严打已经表现出了明显而直接的负面作用，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支离破碎，而大量的非暴力罪犯因为他们的肤色产生的刻板印象而获得了不符合行为的刑期。迪尤里奥在学术界是少数拒绝这一看法的人：不是因为他认为司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不存在，而是他觉得，如果选择用反思过去的态度去对待青少年犯罪，那么这一问题就永远无法被解决。
一份对1945年出生的一万名男孩的研究曾经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有6%的男孩在18岁之前会犯下五起或者更多的罪行，占到所有犯罪的一半。迪尤里奥引用了这份研究并进一步指出，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成长，单纯从人口的数量上就将会意味着潜在犯罪者的增加。迪尤里奥认为，自己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情：警告这个社会一场青少年犯罪潮流即将席卷而来。这场潮流有多可怕呢？按照他自己的估算，犯罪青少年的数量会每一代成三倍的增长，到了2010年，犯罪青少年的数量要比1990年多27万。
在这时，迪尤里奥获得了两名在学术界成就很高的社会学者的鼎力协助。一名是知名保守派政治学家，迪尤里奥的博士论文导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另一名是东北大学的犯罪学研究专家，以经常在犯罪节目中接受采访而知名的詹姆斯.福克斯（James A. Fox）。他们通过分析人口和犯罪的数据，都不约而同的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将成长为青少年的这一批儿童的数量，将会意味着超级侵犯者的成倍增长，而美国社会要目睹一场大屠杀。
迪尤里奥的这篇文章最终成为了90年代社会舆论和许多媒体讨论和看待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基石。从传播的角度上说，迪尤里奥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他在美国社会对于城市的衰败问题正开始充满关注的时机提出了“超级侵犯者”，而显然在刚刚通过《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的美国政府看来，没有什么时机比现在更适合用严酷手段根治犯罪问题。而既然是严酷的手段，那么大规模的拘禁将会取代犯罪潮流，阻止这些超级传播者制造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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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政治人物对于“超级侵犯者”这样一个既具有煽动性有看起来有一套完整逻辑链条的概念十分热捧，而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们都开始用这一观点开始鼓动严刑峻法的惩戒措施。包括199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和时任共和党众议员院长金里奇在内的许多政客对于解决超级侵犯者问题，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办法：只要有青少年涉嫌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那么他就必须要以成年人的身份被起诉和审判。在这种趋势下，45个州政府在90年代修改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其中就包括要求被定罪故意杀人的未成年人必须被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
不仅如此，各大主流媒体也都选择接受了这一理论，并且开始大范围使用。根据监督媒体表现的非营利组织“报道的公正和准确性（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的记录，在这一理论最受到追捧的95年和96年，有些专栏会每天盯着犯罪数字不放，并且不断煽动“最糟糕的还没到来”这一观点。从1995年到2000年，这个词被主流媒体重复了281遍。
最糟糕的，始终没有到来；在不同原因的作用下，青少年犯罪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在90年代，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和毒品流通的减弱，青少年犯罪的现象从1995年起就开始逐渐下降，而到了2000年，犯罪数量只是1995年的大约1/3。到了2001年，迪尤里奥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宣布自己以后不会再对犯罪趋势进行任何预测；在2012年，他和福克斯向最高法院提供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其中彻底否定了自己原先的理论，并支持两名因为被定罪谋杀而强制获得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案件进行重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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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超级侵犯者”这个名词对于许多少数族裔家庭来说，仍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现如今，许多反对过重判刑的活动家们指出，这个词在媒体和政府的口中，常常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并且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在原意上，“侵犯者”也有“捕猎者”的意思，而形容一群青少年没有道德而具有动物的特征，是剥夺他们的人性最直接的方式。这种非人化的语言将许多少数族裔儿童置于童年的界限之外，并允许这个国家对法官判处儿童在监狱中死亡而不得假释的事实不以为然。
而在追溯这个词汇的流行化的过程时，许多学者才意识到迪尤里奥玩了一个把戏：他利用群众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恐惧情绪，相比于将自己的理论放在严谨的法律和犯罪理论学术界内部进行研究和佐证，他直接将这个观点抛给了对于相关方面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民众，政府和媒体，让这些人的声音代替了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进行他想要做到的事情。
在学术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犯罪学家富兰克林.金姆林（Franklin Zimring）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对迪尤里奥的理论和套路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早在1996年，他就在专栏中指出对于这种潜在的青少年犯罪浪潮的恐慌不过是现实版的“狼来了”，而这一词汇从未经过准确的学术定义，没有具体的描述范围更是让这一词汇本身的作用仅限于制造道德恐慌。如果说民众的这种道德恐慌会引发的后果还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政府随之改变的法律则直接导致大规模拘禁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了金姆林是正确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的平均比例仍然远少于成年人，并且正在不断变少。
然而，这种对于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可能会有犯罪倾向的社会情绪仍然深深植入了许多美国人的心智之中。在近些年引发众怒的特雷文.马丁（Trevon Martin）枪杀案和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枪杀案都有着类似的出发点：选择剥夺这两名无辜的未成年人的生命的人都声称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要进行攻击。然而，种族主义的双重标准意味着这样的理论很少会影响到白人犯罪者：当17岁的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在公开杀死了两名反种族歧视抗议者之后，许多右翼媒体因为里滕豪斯支持警察的身份而拒绝将他称作一名“超级侵犯者”，而被亲切地称作“一个想保护他的社区的小男孩”。
毫无意义的道德恐慌，仍然是美国日常新闻周期和生活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除非有更多的人愿意承认并理解他们错误背后的原因，并且意识到如何能够避免再次进行这样的判断，否则美国将会继续重复这样的过程，继续这种无端的畏惧情绪。而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就也会毫不意外地重复目睹一场场针对无辜群体的猎巫行动而不知所措，甚至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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