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送走妈，在门口。渐渐地，从客运站到加油站，再到穿着睡衣在门口拥抱、道再见，我们对于离别已经熟能生巧：前脚走，后脚要马上收了离家之人的拖鞋，夜深关灯之时看见了，不免产生她还在外面搓麻将的错觉。要习惯她离开后，更深的寂静回荡在房间，哪怕电视在响，爸在剥花生，也盖不了这寂静。
那是从前，分别头天，定要腻在一张床上，她的腹部，我出生的地方，光滑而柔软，如大理石皮球。我不停地说，把没说过的，重复的全说一遍，说到她已经不啃声，再把她摇醒接着说。她说困了，我在黑暗中撅着嘴，发出哼唧声。最后摆两分钟，她说。
我们一直说到十二点。
我说过，我们熟练了，我提醒她别忘了带洗面奶，把吃的装进她包里。到了十点，催她睡觉。我的床硬，她睡不好，我从不在出发前央她跟我睡。第二天，她再打包零零碎碎的东西，急匆匆地热饭吃，我就在房间做我自己的事情。到了出发的时间，爸拖着行李箱下楼，她只背了一个包，背对我在门口穿鞋，然后我们说再见。就像她只是去趟菜市场，回来后手里还会提着一只鸡。
她走后，我看了会儿书，挨到中午，想洗几件衣服以尽快告别颓散的日子。咖啡杯的杯沿已攒了一圈咖啡渍。洗了衣服后，我用盐巴搓掉了杯渍，然后花十五分钟，煎了个蛋、削了苹果，把肉松面包切成块，然后冲了杯咖啡。漏了一周的雨天慢慢放晴了，等到我把午餐和水壶端上书桌，湖面已经流动着碎光片了。
我清晰地看到，妈在家时，因为兴奋而打散的生活节奏，正伴随着向大渡河上游驶去的大巴，一点一点重组，回复到像打孔机敲打出来的，匀称而规律的黑点。
分别，从一段需要时间平复心情的日子到日常生活的回归。一家人住在一起，有闹不完的笑话、细密地陪伴，却也摩肩接踵、无时无刻不交换着内心活动，分泌着，那些本该自己消化的情绪。一家人在一起时，我又变回了那个需要爱的孩子，只吃蜜糖的巨婴，脑力也慢慢萎缩到完成日常对白和简单的家务操作。有时候，他们都不在家，真正的二十一岁的我，才冒出来表达对软骨病的抗议。
于是，“砰”，在她转身、关门的刹那，我似乎听到身体内部发出细微的叹息，好像在说“终于结束了。”那些因混乱而起的皱褶仿佛自行平整了一半。
然后我打扫房间，把因为母亲闯入而失序的书房——我的工作间，物归原位。做一份她在时必得因营养不良而撤掉的简餐。然后打开电脑和书，开始正式工作。开始，享受下午三点流水般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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