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位38岁的Facebook华裔工程师，疑遭印裔上司打压而跳楼自杀。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除了对这位曾经的学霸做出这么不理智的行为表示感慨外，许多人也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个事实：在硅谷，曾经中印两国工程师分庭抗礼的局面已经悄然变成了印裔一家独大；而且中国人往往身居下层，而印度人却往往身居高位。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据统计，在美国的500强企业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就有10位是印度裔（像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和微软的CEO萨提亚·纳德拉），而中国大陆却榜上无名。
无独有偶，在美国的高校中，印裔教授也远远多于华裔教授，担任要职的更是多于华裔；而大陆留学生想在美国高校中争得一席教职都是难上加难，以至于一位曾经的耶鲁华人教授撰文说：耶鲁大学都不愿招大陆学生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拼不过印度人呢？
要知道，奋斗在硅谷的大约有2万名清华、北大毕业生（他们同时还毕业于美国名校），而且据英国人种学教授理查德·林恩的研究，中国人的平均智商是世界最高的，高达105，远远高于印度的82。
再者从吃苦耐劳上说，还有能比得上中国人的吗？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语言优势
印度人从小说英语，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能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中国留学生虽然英语也不错，但距离母语式思维还有一定距离。
二、政治因素
印度被西方国家视为同一阵营，有所谓相同的价值观；而对大陆学生却有天然的防备心理，俗话说就是“用着不放心”。
三、种族（外貌）原因
印度人的祖先是高加索人，从血缘和种族上讲，被西方人视为近亲，单从外貌上看就会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更易被西方人接受。而亚洲人——不仅是中国人——普遍难以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沟通能力
印度人普遍性格更外向，更爱说话，哪怕说得不对，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团队中也表现得更具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
这与西方的教育与人才理念正好是相契合的。
当然这些最终又指向了教育差异，有人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
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僵化的应试教育，缺乏创新精神和领导能力，大多只能做技术工作却当不了团队领袖。另外，中国的教育过于功利化，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和工作往往缺少兴趣，也因此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
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心理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含蓄内敛的国民性格上。
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含蓄内敛、以谦逊为美德的国民性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
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就最讨厌夸夸其谈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刚毅木讷近于仁。”他更喜欢默默干事的人，如：“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在他的弟子中，他最欣赏的就是对他毕恭毕敬、亦步亦趋的“老实人”颜回，当然颜回也的确是一位品德高尚、安贫乐道的君子。
而他的有些在如今看来颇有点现代意识的学生，却经常会受到他的“训斥”。
例如在《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中，当孔子问学生们各自的志向是什么时，急性子的子路率先回答，表现得颇为自负，而孔子对他的态度是“哂之”（冷冷一笑），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也就是嫌子路太不谦逊了。
还有子贡（端木赐），就是留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端木遗风”的儒商先祖，明明是孔子学生中难得的全才：口才、经商、为学、从政都非常厉害，还多次接济、解救困境中的孔子。可是由于他较有质疑精神，孔子对待他也经常是一副话里有话、冷言训诫的态度。
虽然这也可能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艺术或者孔子对“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坚守（因为子贡经商，经商就要求利），但总令人感觉对这种爱表现、爱质疑、有辩才的学生，孔子是不太待见的。
最“不幸”的就是他的另一个学生宰予了，就因为大白天小睡了一会，结果被孔子“骂了”其教育生涯最严厉的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其实，宰予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翘楚，周游列国时，常奉师命使于各国。
只是他过于能言善辩，有些懒惰，又爱狡辩，所以孔子气得一时口不择言。不过孔子后来又冷静总结到：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开始我对于别人，是听到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现在我对于别人，是只听到他说什么还不行，还要看他怎么做。是宰予让我有了这种改变。）
由此可见，孔子对“行”的重视，对“言”的怀疑。
我们的俗语中也有“言多必失”“枪打出头鸟”“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格言。在中国人看来，印度人那种夸夸其谈的做派是“打嘴炮”，是哗众取宠。即使是现代社会，在中国，这种人也是不太受欢迎的。
其次，就是文化凝聚力。
印度人普遍信奉宗教，尤其是能出国的大都是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即使身在国外，他们依然很大程度地保留了民族习惯和民族服饰。相同的宗教信仰、定期的宗教活动，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据有关调查，同一个城市的印度人往往都互相认识且经常来往，因此也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公司一旦有了一个印度人，往往就会有一批印度人相继到来。他们“拉帮结派”，互相提携，中国人的职场空间往往受到挤压。
而中国儒家文化显然缺乏这样的宗教热忱和凝聚力，虽然也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也有类似同乡会的组织，但中国人往往更愿意努力地接受西方文化，更重视个人的发展，甚至对“同乡”还会有防备、攀比、嫉妒等心理，所以才有“中国人一个是龙，三个是虫”的说法。
第三，还有一种文化心理，其影响也不容小觑。
中国自古以来就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相信凭着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功，实现阶层的上升。即使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何况是对怀揣绮丽“美国梦”的精英学子们呢？
可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阶层固化已相当严重，而很多美国人也坦然接受了这种命运，例如他们的分层教育，普通民众的孩子欢欢喜喜接受公立学校的快乐教育，而富人阶层、社会精英们的孩子则选择更严格更昂贵的私立教育。
可是，由于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民族心理的不同，大多数下层民众并没有什么不满足，在他们看来，当个快乐的水管工也很好，没有什么丢人的。
显然，深受种性文化影响的印度人是很容易适应这种游戏规则的。
而中国人就不同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其实是鄙视体力劳动者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的即是此。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大都对孩子抱着“读书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的想法；中产阶层更是难以接受孩子只是去工厂做个产业工人。（当然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在此不再赘述。）
而那些名校出去的年轻人，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同时，还要背负家人的期望和虚荣：拿绿卡，挣高薪，买别墅，把家人带出国……而一旦理想照亮不了现实，往往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轻则烦恼抑郁，重则自杀轻生。
就像开头所说的那位浙大毕业的脸书员工，在我们看来，有多少路可以走啊，为什么就选择了那条绝路呢？谁又知道在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到来之前，他的内心承受了多少煎熬？
文化的影响可能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深刻在骨骼上，融化在血脉里的。
至于到底哪种类型的文化好，并没有定论，或者说是各有利弊的，最重要的是看你是否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另一个方面，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对中国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在此不必多说，事实胜于雄辩。
对个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想开一点。现在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样蓬勃发展的创业环境，正是人才大展身手的时候。试看，有多少归国学子实现了人生梦想，从外国人的高级打工仔成为某一行业的领军人物。就像一位海归专家所说：在国外，干得是工作；在国内，干的才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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