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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认为，生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而生命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道是道教中的本体概念，是天地宇宙的存在依据、根本法则，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合于道，而道体现于具体的现实生命之中，因此，葛洪明确地肯定生命的意义:“好物者也”。道教就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肯定了现实人生，从而形成了一种珍视感性生命、积极享受生活的人生哲学，与此相联系的，是一整套的关于养身去病、驱灾祈福的方术仪式。这些感性色彩浓都东西无疑为当时士人放纵享乐的生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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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成人成圣”和修齐治平等，讲究的是对个人愿望的约束，要在对族类的奉献中实现自我，外来的佛教长于精致的逻辑和细密思辩，视现世人生为苦难，以对现实感性的超越为最终目的；唯有道教，既有精妙玄妙的人生哲理，又有传说功效神奇的养生良方，既能满足士大夫追求超越的高远之志，又可助其求得生活的现实享受，兼之各种各样的斋醮符，更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奇妙的色彩，可以说，道教是最能吻合这种追逐浮艳、争言玄怪的社会风尚的思想。道教重生的思想是它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最显著特色:“天地之大德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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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道是李唐王朝的国策，是其实施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王室最高统治者不仅是道教在政策上的提倡者，也是道教神仙教义的信仰者。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想求得长生不老。当中有人以道士为师，亲受法篆，有的请道士炼丹，服食，甚至因此中毒丧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神仙方术诱人且害人。一种宗教信仰一旦被人尊奉，清醒回头是很难的，何况成仙不死的承诺又加倍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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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魏晋时代，甚至可以延续至六朝时期，天下纷乱，瘟疫，政治恐怖，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残酷内讧，“名士少有全者”，生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值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士大夫们的人生观亦发生巨变，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为闲适恬淡，隐退山林，自由自在所取代。纷扰喧嚣的尘世带来恐怖与痛苦，汲求功名，活的太累，何如啸傲山林，闲云野鹤，轻松自如。即便是位处庙堂之上，也应象山林中一样，不为俗务所累。内生之道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的价值目标。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且其最初的志向不过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士大夫们这种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也给神仙思想的传播一个极好的机会，为神仙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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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认为，古代帝王、神人、真人、至人因为得了“道”，因此具有不同凡响的人格，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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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上，出现了追求自主，自由，平等的倾向，出现了对真正爱情的向往。这种新的婚恋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只能从文人与妓女感情文化交流的形式中，透露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但作为一种美学理想，作家们却在道教的神怪婚恋故事中找到了载体，于是，道教的神怪婚恋故事与传奇作者们的婚恋美学理想结合在一起，成为唐传奇的重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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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爱情婚姻作品可以归纳为四种模式：一是书生落第或出游，遇上对象之亲友或对象本人，屡经磨难而成夫妻。二是书生进京应试，路遇对象或通过媒介人物介绍而结识，权威反对，终于离散，或得到权威认可而成为夫妻。三是书生于对象原有亲戚关系，青梅竹马，原有婚姻之议，后有改变，经磨难终成眷属。四是书生遇上他人貌美之妻或妾，奋力追求得以欢会，结局不好。一三为传奇事，二四类为传奇情，传奇事与奇情，正是唐传奇的主要特征。
春风凉意
书中出现的唐朝时代关于描写传奇婚恋以及志怪类的书籍:《李娃传》《霍小玉传》《离魂记》《柳毅传》《莺莺传》《裴航》《游仙窟》《无双传》《任氏传》《崔护》《飞烟传》《古镜记》《玄怪录》《传奇》《昆仑奴》《聂隐娘》《红线传》《步飞烟》《枕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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