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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文学杂志《字花》在香港诞生
关于《字花》
提到“字花”这两字，大多数人可能和我的反应差不多，会第一时间想起流行在广东一带的扑克玩法，但其实今天要推荐的是一本已在香港流行了十余年的文学杂志。《字花》由水煮鱼文化制作有限公司出版，除专题以外，每期均有文字、视艺和跨媒体创作，以及文学、影视和文化评论，很受香港各年龄段“文青”认可。除此之外，杂志还会很认真地分析流行文化，向公众介绍一些不算“知名”的作家。
为什么说《字花》是从严肃文学疲态中诞生出来的呢？在其诞生前的香港，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已经分开来了。愿意撰写严肃文学的作家与其作品逐渐边缘化。参与创刊号以及曾担任主要编辑的邓小桦老师，谈及创刊由来：试图将现实的关怀和纯文艺的关怀相结合，但又要和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相同，同时让很专业的作品和很不专业的作品并存。并且要从设计、包装令杂志更加多样化。
▲《字花》杂志封面以及内页欣赏
《字花》独特的风格，和主创团队大多是80后有关，梁文道先生曾对此也做过评论分析，他认为这点是导致其“另类”的主要原因：《字花》这个编辑团队作者团队主要是一帮非常年轻的人，就算不是真的是80后，至少也常常在伪装是80后。这群真80后或假80后在香港非常特别，在香港我们讲80后的时候，它有个独特的含义就表示它不只是80后那么简单，而且他们是对社会有所关怀，而且毫不惧怕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所以他们会上街，他们会游行，他们会做很多样的社会运动。
正因这样的特性，发展至今《字花》的编辑已以“90后”居多，颇有些传承的意为，在发行的十余年间，在职编辑团队尝试过大大小小的改版，这也是现在仍能保持活力的缘故。
▲阅读《字花》的读者
本期公众号讲为大家分享两期我们特地从香港带回的两本《字花》刊物内容，也是自7月再度改版以来新刊，分别为《74期：目击者》和《75期：叛逆者》。
▲《目击者》与《叛逆者》相继在一片毁坏与建造的尘烟中诞生
74期：《目击者》
《目击者》：
“目击者”为见证之眼，逆溯资讯与历史迷雾，重新与事件相遇。
照标题的说法，这是个 “充满目击者的年代”，追问目击者是谁，以及目击的方式与意义。访著名摄影师谢至德，看他历年怎样把目击经验转化为光影瞬间，以至凭著自觉的镜头重塑事件，织成万念。
目击如果是震央，涟漪就是叙事，国家机器和大众媒体在重构事件、製造目击者，众多被经验的事件也以小写的方式反抗著，李立峰回顾传媒生态流变下的目击史、李继忠的证物处理让叙事的秩序暂时裸裎，李维怡与唐睿的小说则渗透了纷纭视界，承载著社会事态的隐微肌理。
更有张历君探视梅兰芳与爱森斯坦等人的历史关头，朱少璋和樊善标反思散文的见证伦理，李薇婷藉两部小说追问历史书写的可能，而我们在张施烈的画作A quiet box前，又处于怎样的目击状态？
本期《目击者》的内容可以说非常丰富，目击者来自现场，又不断在生成，即使沉默也会随时成为介入现实的历史角色。
▲《目击者》
本期内容中，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十字路口上的见证”，故事由一张极其罕见的照片引入，这是张梅兰芳、特列季亚科夫与爱森斯坦和合照。
1935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率团访问苏联，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梅兰芳把京剧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奉献给了苏联观众。演出不仅引起了普通观众的兴趣，更吸引了当时在苏联的著名左翼戏剧家，其中既有苏联本国的爱森斯坦和特列季亚科夫，也有德国的布莱希特，于是这张合照便诞生了。
▲ 梅兰芳、特列季亚科夫与爱森斯坦
拍摄当天，特列季亚科夫也到场帮忙。在佈置灯光位置时，他提议：「梅兰芳先生与爱森斯坦这一次合作，是值得纪念的事，应该摄影留念。」于是梅兰芳和爱森斯坦就在演区裡照了相，并请特列季亚科夫加入，三人合影。
这张照片最终保存下来，成了历史转折时刻的重要见证。合照后不久，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数十万人被处死，特列季亚科夫也在两年后被枪决。历史的沉重与偶然在这篇文章中展现得尽致，非常值得一读。
《75：叛逆者》
《叛逆者》：
不平则鸣，从破格与异议的精神谱系，拟想不日的僭越。继「目击者」后，改版后的《字花》聚焦第二种人间处境：叛逆。
叛逆离不开行动，其实也离不开体制和权力，两年前由民间走进议会的朱凯迪，对抗争方式的转变有什么新体会？他在专访中，从个人的抗争前史畅谈到如何打破叛逆本身的框限，在在透射出艰难时局下对个体与集体、叛逆与顺服的独特思路。要知道，叛逆也有「谱」，马杰伟为大家整理社会异类的文化想像，其中叛逆的光谱最为浮动，背后可能只是反映著巩固主流的仪式。
本期关于“诗”的内容，强调了“另辟蹊径”奚密细读顾城和夏宇的两首诗，反抗的气质体现了先锋的精神。游静和崔舜华，前者以诗写出破框之难，后者深入独行的拉扯，无疑提醒了内省作为长久抗世的方法。
《叛逆者》中的内容，充斥着各行各业人对于本专业“不媚俗”“不盲从”的气息，文字中具有强大的力量。
《叛逆者》除了宏观，还未读者带来了细节中的小小反抗，著名现代诗学者奚密，聚焦顾城和夏宇的两首诗，从中看到除了是对体制的质疑以至扬弃的手势，也是文学史上两道值得反覆细读的忤逆身影。
文章中提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堪称当年一代人的宣言。但是，八十年代中顾城的诗风开始有了转变，它的主题和语言都明显背离了朦胧诗的模式，深入魔幻和超现实的视界。直到1993年10月去世，顾城这八年间的作品，从《从犯》和《如期而来的不幸》到组诗《鬼进城》和《城》，代表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一种叛逆。
我理解的杂志所写的“叛逆”，不单单是青春期行为，而是将其放大且转换成冲破束缚或打破条条框框的行为，在现实成为一盘走不动的棋时，敢于另辟蹊径去寻找出路。谁也不愿自己的生活死水一潭，可能够鼓起勇气架起桥梁的人少之又少，可至少我们能够投入石块，以己之力冲破现状。相信你读后会和我一样喜欢这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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