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一早我就去哲智上班的地方去面试了。公司也是个小公司。负责面试我的是一个特别年轻的经理，谈话中才知道他是1999年出生的。他只是给我谈了一下工资待遇和各种福利问题，就问我愿不愿意上班。出于对现状的考虑：上班的地方离学校不远，可暂住学校，省去在外租房的钱。反正目前也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我便欣然同意了。
在哲智的介绍下，我找到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推销pos机的。我像只饥不择食的狼，我鼓励自己坚持下去，至少要坚持一个月，确切地说是坚持45天，只有45天后公司才发工资。什么合同都没签，只是一个年轻的经理用口头一再承诺了又承诺。
我信了。
第一天面试后就直接开始上班。开始做了一个简单的培训，说白了就是用多媒体放几张PPT，几个人（包括那个年轻的经理）一起看了看，读了读上面的内容，大概了解下，就算结束了培训。接着就是让下载各种社交软件，加陌生人聊天，发掘潜在客户。
周末双休。我买了一件25元的衬衫，至于裤子和皮鞋我没有买。我有一条黑色的修身裤和小黑丝花纹皮鞋，打算用它们来替代：这就是我的正装。
每天早上7点起床，在学校吃个早餐，坐半个小时公交车，再徒步半个小时就到达上班的地方了。期间，我会见到各色各样的陌生人，我经常会细心观看一些路人。有时觉得生活像是机械化似的运转着，一个个的活人像是机器人。每个路人都很忙，一直行走着，像蹦腾的河流。我像是闯入了另一个时代，或是我是透明人。我想和一个漂亮的姑娘打声招呼，可是她穿着高跟鞋的行走速度远远要超过我，我怎么都追不上她。
“包子，肉夹馍，水饺，面条，稀饭……”反倒是叫喊卖饭的女人能注意到我，可却也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我摇了摇头，示意不吃，她便又看不见我了。
我上班的公司一共有六个员工，三个经理，三个老总。待了几天才知道三个经理都是99年或98年出生的。除了三个老总，我是公司里年龄最大的。我们分三个小组，三个经理每个人带两个员工，每天各小组自行安排。任务几乎就是每天出去推销POS机，加陌生人微信。先前说的无责底薪也慢慢地开始变成有责，下班后与周末也逐渐开始要求无薪加班。
我去的第五天，哲智的那两个朋友也被他叫来了。就是我在鱼化寨见到的像理发师和地痞的那两个人。我之后知道像理发师的叫张博，像地痞的叫王扬（绰号“狗子”）。当天来的时候，狗哥还是穿那一套像半年没洗的衣服。在下午培训的时候，他坐在经理的椅子上却呼呼大睡，令我啼笑皆非。我事后把这事告知哲智，我俩人又大笑一番。从哲智那里听闻和自己与狗子的谈话中了解到，我觉得“狗子”这个绰号很适合王扬的性格，可是，我打心里觉得他又像一个真正的诗人。
和公司几个员工相处下来，发现我是个“格格不入”的人。除了哲智和他的两个朋友和一个小姑娘外，其他四人（两男两女），自私性强，爱占便宜，女的野蛮，男的粗鲁，思想空乏，而且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说话与做事几乎太轻挑与浮夸，口无遮拦。其中两个倒是深受一个经理喜爱，所谓一丘之貉。在一次聚餐中，三人喝了一些酒，对我思想进行一次深刻教育，说我工作意识淡薄（我之前拒绝无薪加班），对金钱的认识不足，年轻人应该时时想着努力赚钱，至于梦想，什么文学梦统统都丢掉，学习没多大用，钱是最重要的。为了不和醉汉与无知的人争论，我默默点头，表明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及还活在刚出大学时的那种单纯与缺乏社会经验的思维中。我怀着一种感激与一语惊醒的顿悟敬三人各一杯酒。三人听了，甚是欣慰。
“弄他！”听到狗哥一个劲地叫喊着，“继续摇色子！”
我自己喝了两杯苦酒，心里笑了又笑。内心有一种孤单感，我突然后悔之前和他们真诚地谈心。真的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在公司里的一次演讲，准确地说是思想刺激与鼓励，销售里可以称呼为“洗脑”。三个经理各自讲了自己的经历，才知晓他们都初中还没有毕业，出来社会的早，三个月前还是修车的，混社会的，和到处打零碎工的。机缘巧合来到了这里，他们都是被现实蹂躏与击败过的人。钱在他们的意识里是最重要的。我甚至觉得他们的三观都被扭曲了。这或许就是叔本华说的，年轻人出来社会太早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倒是挺欣赏他们的，至少他们没做犯法的事情，没有偷、抢、劫、乞讨，钱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赚来的。
我本想告诉他们，平时没事多看些书，多学习一点东西，对日后会有大作用的。他们还那么年轻，而且社会经验又那么丰富。他们的思想被底层的生活环境中的一些污浊东西严重浸染。《周易·系辞下传》中有言：“德薄而为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可我又不敢多说，想想前车之鉴，酒后围攻，说不定我的好心又会无故给我多加几条罪名。
当然，也有可能我真的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公司的宣传主题标语是“三个月买车，六个月买房。”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就算有员工能现实，那个人也永远不可能会是我：十天后，我和朋友一起辞职了。没有拿到一点报酬，离开的时候一个同事才悄悄告诉我，她都干了两个月都没有拿到一点工资。公司连劳动合同都不签。
离开前又是那个负责面试的经理和我们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他是个奇怪有趣的人，一会儿高傲，又一会儿卑恭，从他的话语中我听出公司根本不缺人，可是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那样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劝导一番。当他意识到一些事情已经成定局的时候，瞬间表现出一幅哀叹惋惜的神情，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一段话：
“如果在外面混的不好就回来，公司随时欢迎你们。如果被欺负什么的，打个电话回来，公司有车有人……”
是的，关于薪酬这事他一字没提。我俩也谁都没敢提，只是吐了一口冷气。出了公司门口，哲智气愤地说了一句：
“那话我怎么听都像是威胁的意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有说。
39℃，外面的天气热的要死。街上的人像是活在巨兽的内脏中。哲智一脸严肃地问我借了11块钱，说想买一包烟抽。
我们的关系根本不用这样的，可是我们彼此的处境让一切变得这般现实与不堪。11——这是个多么烫手与羞辱人的数字。
我们当场便分开而行：他要去找他对象，我回学校。除了回学校，我根本没地方可去。我再看了一眼微信钱包里的余额，好不夸张，当时就有一种昏倒的感觉，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我中暑了。
我在学校又休息了两天。
同时，我也被逼无奈开始写稿子，给一些公众号、杂志投稿。渠道特别有限，也没多少经验，结果不甚乐观。拿我最视为圣洁与喜爱的东西作为谋生的手段，我心中有种负罪感。我对文学是虔诚的，就像教徒一样。可想到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又觉得我的虔诚是多么滑稽。可还是坚持写，改了又改，继续投稿，依然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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