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儒家思想过于强调“和”的影响程度与延伸广度，没有墨家的守城技术作为军事指导方针，没有法家的严律军纪作为军事保障方针，更加没有兵家的阴谋诡道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只有“以和为贵”的军事保守策略而已，使得汉人与外族之间只能用“和亲”套路勉强维持现状而已，无法扭转被打的局面。
反方：儒家思想只能影响到少部分人的军事决策能力，无法决定军事行为这一庞大的国家系统工程，是由于军事现象是无法预知的，是不可能靠读书的死记硬背来指挥军事行为，反之就会诞生“纸上谈兵”如战国时期的赵括与三国时期的马谡等历史人物，还是人物性格决定命运的自然规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正方：儒家思想特别是在处理军事领域的时候，由于缺乏对于实际战争和军事技术的深刻理解，间接地造成汉人在与外族的冲突中常常处于劣势的境地，而且过于强调宽容与妥协等平和态度，也容易被外族理解为软弱和可欺的、“吃软怕硬”等作为汉人基本特征的民族思维习惯。
反方：儒家思想在军事影响是有限的发挥客观能动性，但在军事决策中仍然能起到积极意义，“正义之战”、“慎战”等军事理念能够对军事现象起到了军事信息分析的判断能力，才会诞生近代史上八路军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人民战争”的军事方针。
总而言之，汉民族之所以不能战胜外族，是因为儒家思想在整个军事体系中只是一个“零部件”，而不是“大头”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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