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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床铺的男孩

4号床铺的男孩

作者: 弋果 | 来源:发表于2018-12-21 15:28 被阅读0次

    清晨如约而至。太阳半浮在云层中,墨蓝色天空被层层的橙红淡开。我在此刻醒来,洗漱、换衣、出门散步。邻居老人已经散步回来,照例问好,出去啊?回来了啊!

    年岁催减了睡眠,从日上竿头,到将明未明,串联起来便是太阳升起的慢动作。每每单位又进了新人,看到他们的青春,总免不了一番的殷羡,不过对于年岁增长,我却不觉的悲哀。时间并不催老,心灵才是度尺。人是不会老去的,如果始终有一颗积极快乐的心,每一天都是新生,你依旧是个孩子。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想在心灵鸡汤的书架上,再徒增一本似曾相似。我想讲述一些故事,关于我患抑郁症的那半年。最初我还隐藏住院的原因,现在却时常以此劝慰周边的人,我很感激这场精神疾病,感激这期间帮助我的所有人,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我开始思考人生,追求快乐,关爱家人,不再执着于官场的起起伏伏,金钱的多寡得失。存在总有价值,没有好与坏,也许现在你会觉得痛苦,但是有一天你会感激它给的磨练。

    抑郁症是2014年年初发作的。几件棘手的工作同时被推到案头,按下葫芦又起瓢,焦灼与暴躁的密网越加紧缩。最初发现端倪的是妻子,她抱怨我做的饭菜越来越咸,脾气越来越坏,而且疑心越来越重。离家时,我会再三检查门锁是否锁牢,有时候甚至会突然从单位驱车回家,因为忘记自己是否锁门。我关闭天然气的阀门,禁止妻子使用它做饭,我总觉得它在泄露,我们会在睡梦中被窒息。我很少出门,我不知道地面会不会突然下陷,车辆会不会突然失控,而我会不会突然死去。我无法入眠,胸口总有一块巨石,一旦平躺,便憋闷无法呼吸,于是整夜的倚靠在沙发上,靠偶尔打瞌睡煎熬每一夜。

    我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轻度脑血栓,低血压,脂肪肝。医生把一瓶瓶或透明,或乳白色,或鹅黄色的液体输入我的血管中,却只是加速我的衰弱。“他可能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你们带他去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看看吧。”当“精神病”三个字从医生嘴里吐出时,一种被羞辱的愤怒顿时充满全身,我踢开椅子,腾的站起来,试图对医生吼叫“你才是精神病!”然而,上下嘴唇像磁铁般,牢固吸引在一起,我无法分开。事实上,我已经很久都不说话了,因为毫无气力。

    在妻子的眼泪中,我终于同意去北医六院问诊。5月21日,那是个晴朗的初夏,不少人已经换上轻便的夏装,而我裹在厚厚的羽绒衣中发冷。医生先询问过我的症状后,把100道选择题放在我的面前,起初,我还能耐下心认真做,可是没出两分钟,这些文字便不再静止,像千万只小蚂蚁,在我的眼前爬来爬去,甚至钻入我的眼中,怒火瞬时被点燃,我左右寻找,试图用一杯热水烫走它们,但是身边只有妻子的不安,和医生的面无表情。我烦躁地按动着鼠标,咔咔,咔咔,火焰烤的我灼热难忍,够了,够了!我想大声喊叫,可是,喉咙里却只咕隆出浑浊的气流,我身体发抖,额头流出汗水,我在暴躁中完成答题,整个人如同经历一场剧烈的运动,喘息不止。医生看了眼结果,宣告他的审判,“中度抑郁症,我建议您安排他住院诊治。”

    抑郁症,神经病,多么不齿的字眼!小时候,每每淘气,母亲总恫吓我们,你再闹就把你丢给神经病吃了去!村里有一个脏兮兮的神经病,他整日蓬头垢面,春夏常常裹着一件藏青厚棉衣,秋冬却只穿一条长衫,有时候甚至赤身裸体。他完全是个野人,什么都吃,数根、泥土、河鱼,有一次我撞见他满嘴血淋漓的,嘴巴还有一条细长的尾巴,那是一只老鼠。想到这里,我有种呕吐的冲动,可是腹中空空荡荡,涌到嘴巴边的是几口酸苦酸苦的胃水。我已经有两三天没怎么吃过东西。食物放在我的面前,我总觉得倒胃口。后来那个神经病呢?他应该是死在冬天的,也许是初春,没有人知道,因为只有当河水融化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手中还攥着一条鱼。精神病,多么晦气的词语,代表肮脏、遗弃和死亡。我想体面的活着,或者,死去。

    北医六院并不大,门诊大厅楼上便是住院部和治疗室。我被安排在3楼,307室。走过长廊,打开铁门时,我深吸一口气,再见了,正常人。

    然而,并非电视剧里桥段,没有严格的监视,没有严密的铁栏杆,更没有行为诡异的患者和手持电棒的医生。和其他的住院部相差无几,可以自由进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时回来吃饭、服药和睡觉便可。这里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也有孩子,更多的是30到50岁,正值壮年的我们。壮年有时意味着雄心勃发,意味着人生巅峰,更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压力与洪水无二般,当堤坝承受不住撞击时,便会轰然倒塌。自然尚且如此,人又何如?

    307室有四个床位,入住时,只有2号铺白桦兄一人。他也是抑郁症,“我是第二次住咯,再犯,我就救不了咯儿。”京儿音拉的懒长。两小时后,3号铺的大个儿进来了,他30岁出头,身高将近190公分,身体壮硕,模样也很中正。他患有多动症,不停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两只大手掌像鱼鳍划水般,甩来甩去,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流,总是低着头,啪叽啪叽的走来走去,从走到晚,不知疲倦。4号铺的阿杰是个患有妄想症16岁男孩,他总怀疑有人要伤害自己,白天总躲在床角,母亲不许离开自己太久;夜晚一定不能熄灭床头灯,母亲必须在自己入睡后才能离开,时不时,我们会被他的尖叫吵醒,地震了,着火了,杀人了……

    我并非八卦,亦不爱打听别人的事情。但是在这75步半的楼层里,故事总会传入你的耳中。世事总有个缘由,每种疾病都有难以承受的重负。这里,我想先讲述4号铺男孩的故事,他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

    4号铺的男孩。

    男孩住进来的那天,我正坐在床边吃香蕉,医生说香蕉可以缓解情绪,对治疗抑郁症有一定的辅助功能,于是妻子要求我每天至少吃三根。

    医生推开了病房的门,她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叔叔,可要多照顾这个孩子哦。”

    紧接着我看到一只白色的米老鼠伏在暗红色碎花裙上,正向我露出大大的笑容。我正疑惑男孩为什么长相古怪时,米老鼠侧转了身子,一双胆怯的眼睛露了出来,旋即又缩了回去。碎花裙的女人便低下头,对怀里的男孩低语几句,然后抬头歉意的对我们说起话。她的口音很重,对于病期的我而言,完全是一连串难懂的噪声。正在我感到厌烦时,白桦兄开口了,他笑着说,哦,哦,没事,到这里就算一家人。他一向很积极与人交流,“交流,是走出抑郁的最快方法。”他常对我说,“你别闷着,强迫自己开口说话得!”

    “男孩叫阿杰,他母亲叫周莹。周莹说,阿杰患有妄想症,晚上会经常做噩梦喊地震了,着火了等,让你们晚上睡觉担待着点。”妻子看出我困惑的厌烦,于是翻译给我。

    晚上,我们刚进入睡眠,一声尖利的喊声忽然响起,我吓了一哆嗦,差点从床下摔下来,阿杰从床上跳下来,扯着被单便往门外冲,嘴里喊着,地震了,快跑快跑!白桦兄也被吓醒,腾的坐起来,抓起床边的衣服紧跟其后。大个似乎没听到,依旧鼾声隆隆,而我躺在那里,等待房屋的坍塌,心想,正好,死了就一了百,所有的烦恼就都没有。不知道是阿杰打开的门,还是周莹推来的门,总之砰的一声,门被推到一侧,阿杰撞进母亲的怀里,他哭喊着地震了地震了,我们快逃快逃!大个吧唧了一下嘴,翻了个身,继续打着呼噜,白桦兄赤脚愣住了,猛然反应过来,原来阿杰做噩梦了,自己一乐,又重新躺回床上,还自嘲的来了句,得,我忘了这是六院!

    守夜的医生给阿杰打了一针安定,破例允许周莹在儿子床边守夜。男女在这里很淡薄,或许是因为这里是六院,精神不健全者对于其他事也难以上心,至少我是这样的。直到半个多月后,我才看清其他的人模样,倒不是因为我的视力出了问题,而是我不想看,看过的东西也只是像风掠过湖面,拂开一圈涟漪,旋即恢复平整。精神松垮,身体也会疲惫。

    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一周多,有时候甚至会发生两次,后来,不知道是治疗起了作用,还是我们习以为常,总能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醒来发现阿杰的床已经空了,楼道里,周莹正牵着儿子的手,慢慢翼翼,如蹒跚学步的婴儿。

    绝大多数时间里,阿杰都是抱着一个做工粗糙的小老虎躲在角落里,把头埋在自己的双膝间,或者母亲的怀里。母亲不能离开太久,每当母亲外出超过他的忍耐限度了,他便会全身战栗地尖叫。白桦兄说,他有计算过,这个时间约为5分钟。所以,时不时会遇上从卫生间或者浴室出来两个人,一个消瘦的女人和一个怀抱小老虎的男孩。妻子很是心疼这对母子,常常帮助周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取药或者打饭之类的,让她有足够的时间陪伴阿杰。周莹很是感激妻子,离院时,还托我带一条针织的围巾给妻子。

    尽管有规定,病人需要在餐厅按时进餐,但是阿杰是个例外。阿杰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大家照例坐在大厅吃午饭。所谓的餐厅,便是大厅左右两侧5米见方空地,白天摆放长桌长椅,晚上则被推开,搭起架子床,变成守夜家属的免费招待所。医生建议阿杰多与人接触。阿杰被周莹劝慰了很久,才肯加入集体的饭局,前两天他都躲在房间里,由母亲把饭菜带回房间里。

    排队,取饭,找座,吃饭。除了饭菜换了花样,新加入的几个新面孔外,这天依旧是昨天的复制。老张还是要三个馒头,吃一个,藏两个到衣兜里;舞蹈老师照例用水涮去蔬菜表面的油,只吃10粒大米;郑文又是最后一个到的,端着不锈钢饭盒的手洗的发白,照旧不安的问打饭小妹,是不是自己手很脏;文学硕士离开饭桌时肚腩一定会碰颤桌子,尽管每次他都笑嘻嘻的道歉说下次一定改……。然而,阿杰并不习惯这些,他坐在了文学硕士的旁边,当桌子被碰颤时,文学硕士还未展笑,阿杰先开始尖叫了。他蹭的钻到桌下,双手抱头,大声喊叫,“地震了,快跑快跑!”。老张信以为真,捧着饭盒,就往外跑。文学硕士张着嘴巴楞在原地,一脸尴尬。周莹赶忙大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阿杰犯病了。”说着也钻到桌底安慰儿子。

    自从那天起,文学硕士的肚腩似乎瘪陷了,桌子总是安安稳稳的直到就餐结束。因为那天的大厅,狼藉混乱。阿杰的喊叫激怒了暴躁症的女孩于霞,当她确定地震只是一场玩笑后,她愤怒地咆哮起来,紧握着拳头冲过来,也钻到桌底。桌子被顶翻在地,来不及躲避的人被汤菜撒了一身,餐具摔的咣啷啷。一个母亲用身体护着怀里喊叫杀人的男孩;一个母亲用力拉扯踢腿挥拳的女孩;几个汤菜撒身的人站在远处恶狠咒骂着。硝烟弥漫。

    护士和医生用了很大气力才按住女孩,几个不忿者想要趁机报泼菜之仇,医生用针头吓退了他们。自此,阿杰再也不肯去餐厅就餐,时时刻刻躲避着于霞,不得不参加的集体活动,也要求母亲陪伴着,站在距离于霞最远的地方。尽管于霞曾对此向他送礼物道歉,终究只是徒劳。其实,阿杰躲避的不只是于霞,他害怕人群的气息。我曾走在他的身后,他听到脚步声,身体不断地颤抖,然后猛然抱头蹲下,嘴里哭喊着,别打我,别打我。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后,我的精神仍不见起色,医生建议进行ECT电疗法,即通过电击脑部的方式进行治疗。“现在这种疗法已经广泛用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短期可能会有些失忆,但是很快就会恢复,没有太大伤害,您可以考虑一下。”医生说。在这件事上,妻子和我马上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不。妻子害怕电流会伤害到我的大脑,引发其他疾病。而我则是对治疗丧失了信心,那个阶段,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杀。

    那天是端午节,我是从医院在早餐中增加粽子得知的。来到这里,时间变得毫不相关,每日只是吃药、吃饭和睡觉。我惊讶自己竟然能记起粽子与端午节的联系,也记起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自投汨罗江的屈原而设立。投江与跳楼都是抛物线的运动,本质应该是相同的。中午,趁妻子在我的床铺午休时,我走出了房间。由于锻炼的缺乏、饮食的消退和精神的抑郁,爬楼对于我而言,与攀登珠穆朗玛无异,每上两级台阶,我不得不停下休息喘息一会儿。但是心情却愈发的轻松,我似乎看到那边的大门已经打开:繁花似锦,明媚清朗。我甚至闻到香味从在身边散开。然而,一道厚重的铁门无情的锁闭了通道,窗户更是被铁栏杆焊地牢不可摧。我使劲所有气力去推、去拉那扇门,它铁青着面孔,岿然不动。

    活本艰难,死却不易。这里是六院。白桦兄被阿杰吵醒的第一夜便这样讲过。

    我颓然摔坐在地上,眼泪汹汹流下。恍惚间,有人把我的脑袋抱在怀里,她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温柔而清缓,相似的香气同温暖一起传遍周身。我又变回了那个持续高烧的孩子,粒米不肯进,药片吃进肚子也立马被呕吐出来,她守在我的身边,找出家中所有的棉被、衣服,层层裹紧我,“发点汗就会好的!”迷迷糊糊间,我喊了句,“娘,吃饺子。”她惊喜极了,拿着碗左邻右舍的硬是凑起一碗白面。风箱被拉的呼呼作响,火焰在灶膛中噼啪窜动,铁锅内水花翻涌,弟弟在旁边哭闹喊饿,娘照着他的屁股抡了一巴掌,塞他一个高粱馍,轰到地里捡麦秸。我狼吞虎咽地吞饺子,用舌头把碗舔的干干净净,母亲不知道在擦汗还是抹眼泪。

    “我想吃饺子。”我喃喃地吐出话来。发现拥抱自己的是妻子,而非母亲。她的脸上满是泪水,不知道是我的,还是她的,她像母亲当年一般,露出惊喜的笑容,“走,我们找饺子吃去。”

     饺子馆中,出走许久的饥饿感回归,空荡荡的胃被香味抓缩着一阵阵痉挛,我已然顾不上出锅饺子的热烫,牙齿粗粗咀嚼两下便吞进肚中。我不知道滋味是什么,只觉得周身不断的暖和起来,一种奇妙的幸福油然而生,“我不想死,因为饺子我还没有吃够。”我吃光了盘中的饺子,对面妻子笑靥如花。

    在回去的路上,妻子讲起了阿杰的故事。

    “阿杰的家庭并不富裕,加之爷爷常年吃药,阿杰出生才半年,周莹便跟随丈夫去到上海打工,奶奶并用羊奶和奶粉喂养他。他们在一家餐厅工作,丈夫是后厨,周莹是服务员。餐厅的生意很好,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节假日更是会达到14、15个小时之多。他们没有和儿子庆祝过新年,因为年夜饭在几个月便预定满当,这期间的工资又要高出平时一倍。夫妻两人便商量趁着年轻,多赚点,为阿杰今后上学做准备。阿杰的成长是通过一根电话线传递的:阿杰好奇拍打电话筒,咯咯的笑;阿杰呀呀学语,含糊不清的发出“妈”;阿杰学会走路了,奶奶对着电话说,阿杰走一个,让你爸妈听听;阿杰对着电话问,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见你?……周莹每年只在儿子过生日时回家待两天,每次阿杰都抱着她不肯她离开。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夫妻两人寄回家里的钱也越来越多,爷孙三人的生活也逐渐改善,阿杰的身体似乎不吸收进入体内的鸡蛋、瘦肉、牛奶等,依旧瘦薄如麻杆。7岁时,他进入村办小学读书,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学习成绩也一般,自然不在老师的视线内,但是周莹寄回家的多功能铅笔盒、新潮书包等却引起校园小霸王们的关注。他们把阿杰堵在回家的路上,要求他交出铅笔盒。阿杰把书包抱在胸前,拼命护着不肯,那些是妈妈买给他的,上面有妈妈的味道。小霸王把阿杰推到在地,他们一边嘲骂一边夺抢,阿杰蜷缩着身子,紧抱着书包,在地上滚动着躲避拳脚。路过的村民喝退了凌辱者,把哭成泪人,浑身是土、面颊乌青的阿杰送回家。爷爷大怒,拉着阿杰去肇事者家中讨说法,又跑到老师家中告状。肇事者自然被家长及学校处分了一番。

    事情似乎到此为止了,然而噩梦才只是开始。阿杰的桌兜里会跑出一只长尾巴的胖老鼠,嘴巴里还咬着半截书本纸张;走在回家的路上,会有人骑车突然蹿出,把他撞翻在地;作业本会被人涂满黑墨水,不明真相的老师当堂批评他;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突然飞来小石头击中自己等等。阿杰的世界陷入恐慌中,他不知道下一刻又是什么出现。他哭闹不肯上学,爷爷奶奶心疼,却不知道如何是好,跑去学校问老师,老师却只说阿杰学习不认真,作业总是乱涂乱画。爷爷以为孙子不学好,拿起屋后的棍子,便是一顿打骂。阿杰不得不回到学校,在惊恐中等待妈妈回家的日子。然而,那一年的生日,阿杰没有等来妈妈,因为暴雨原因,回家的铁路全线停售,阿杰对着电话筒哭喊,连你也不要我了,我恨你们!没有人真正知道7岁的阿杰内心究竟经历着什么,他像一株缺乏阳光的小树苗,日益枯萎,越来越沉默和消瘦。

    2008年,汶川地震。虽然阿杰所在的地区也有震感,虽未造成较大损失,但是大地震动、房屋摇晃、玻璃颤响,老师紧张疏散学生,许多人惊吓哭泣的情景,在他的心上烙上恐怖的痕迹。他不敢听关于地震的报道及谈论,不敢看震后的图片,他无法入睡,闭上眼便是房倒墙断,自己被掩埋在废墟之下,无人救援。

    阿杰发起高烧,迷糊昏睡中尖叫救命,不要杀我。或者是地震了快跑。奶奶认为他是巫惑上身,特意求来仙姑施法抓怪,又服下符咒仙药。然而,阿杰的病情有增无减,他开始呕吐,全身打颤,爷爷奶奶这才发觉事态严重,赶紧带他去了县医院,当天医生便下了病危通知单。夫妻俩接到电话后,哭成了泪人,周莹当即请假赶往家中,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从上海到仁寿县,空气是咸湿的,里面蒸发了一个母亲太多的泪水。阿杰躺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身上连接了各色的线,滴液艰难维持着生命数值的稳定,呼吸罩几乎盖住他惨红的脸,他双目紧锁,双眉紧皱,干裂的嘴唇不停开合,喉咙里颤抖着微弱的声音,‘救救我,妈妈’。周莹哭着跪倒在医生面前,恳求他们一定要救回自己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救救他!’

    周莹在重症监护室外坐了两天两夜,她不肯合眼休息,害怕错过宝贵的探看时间,害怕阿杰要找妈妈,更害怕……她说不会的,不会的,阿杰是有菩萨保佑,福大命大的。她总是第一个冲进病房内,亲吻儿子的额头,给儿子掖被角,然后一遍遍的呼唤他,‘阿杰,妈妈在,妈妈在。’第三天,阿杰终于脱离了危险,当他被推出重症监护室的那刻,周莹干肿枯红的双眼又流出眼泪,她紧跟着护士推着病床,抽噎的说,‘阿杰,好样的,好样的,阿杰。’

    高烧虽然退去,阿杰并没有如愿康复。他总是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眼睛蹙闭着,或紧盯着周莹,一旦周莹消失在他视线内,他便焦躁不安的晃动身子,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啊啊。他不和任何人讲话,用微微的点头或者摇头表达是或者否。他不肯张嘴吃饭,除非周莹一勺一勺的喂。他像被抽走灵魂的干尸,只有一层面皮和一副骨架。医生把周莹叫到办公室,他说,‘孩子可能出现精神问题,建议您带他去专门的精神科看看。’阿杰那年9岁。

    周莹和丈夫商量后,辞去了餐厅的工作,踏上了辛酸的求医之路。他们首先去了华西医院,在那里接受了半年的治疗,阿杰似乎恢复了正常。他很少从梦里惊醒,也能如其他孩子般打理自己的生活,吃饭、看书、独处,只是仍旧很少开口说话。为了保证儿子的治疗持续下去,周莹又开始工作,她市郊的一家干洗店做帮工,老板是个善良的人,他很同情阿杰的遭遇,于是破例同意阿杰可以跟随母亲在店中。平日里,周莹洗熨,阿杰搭晒,虽然两人很少说话,却总是乐乐融融的,周莹想,等治疗结束了,就带他去上海,得继续让他上学啊。

    上天似乎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磨炼。一年半前的下午,周莹照旧整理熨烫着洗净的衣服,忽然外面响起沉闷的隆隆声,房间的玻璃也跟着震颤,周莹听出那是施工队的挖土机工作,便没有在意,继续手头的工作。在一旁打电子游戏的阿杰却大声尖叫起来,‘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快跑!’然后他推翻搭满衣服的架子,冲到马路上,向着挖土机车的方向跑去。周莹惊了一跳,手腕一抖,高温的熨斗垂直砸到她的脚背,她顾不上伤口的灼烫,忍着疼痛追向儿子,等她抱回惊恐未定的儿子后,脚背鼓起的水泡中已经渗出血水。

    阿杰的病情复发了。

    周莹带着儿子又踏上求医之路。华西医院、上海市精神卫中心、湘潭二医院……周莹对这些医院如数家珍,每一次带着希望求医,每一次又失望而归。阿杰的病情反复发作,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他害怕人群,害怕黑夜,他不断重复着被谋害的噩梦,不断地喊叫救命。周莹的眼泪都流干了,她把儿子抱在怀里,片刻不离,那是唯一的安定剂。

    丈夫曾想过放弃治疗,生活的重负把精瘦的汉子压得透不过气,他放弃所有的休息日,每日埋头于厨房里,下班后,又支起锅子,在路边卖起炒饭宵夜。他想把儿子送到专门的精神病收留地。但是当得知周莹为了筹钱,卖血、参加医院的人体试验后,他哭了。他把妻子和儿子的手握在一起,斩钉截铁地说,‘卖肾我也会给阿杰治愈的!’。”

    妻子讲完后,眼圈通红,她说,“阿杰的父母都不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更何况,你不过是工作的压力太大,哪有阿杰父母承受的压力大?哪有那个孩子遭受的多?我跟着你爬上顶楼,你每走一步,我的心便疼一下,可我不敢叫你,我不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做。药物要有用,你自己不肯好起来,那又怎么办?困难和压力是暂时的,有我和女儿儿子陪着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用力握住妻子的手,拉着她向医院走去。从那天起,我决定多吃饭,多与人交流。白桦兄说,多吃饭才有力气说话,多说话才能好的快。

    我出院时,阿杰已经在接受第三轮的电击诊疗,从周莹渐渐泛起笑容的脸上推断,他应该正在好转。办理完出院手续,离开307室的那天,周莹对阿杰说,“和叔叔说再见。”他没有开口,却露出了个浅浅的笑容,我相信他是在说再见。孩子,愿一切早已成为过往,愿你已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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