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当人们认为战争比其他政治手段更能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选择战争。而战略和战术又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我们运用智慧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因此，将战争孤立于政治之外是不切实际和毫无意义的。利德尔·哈特说：“纯粹的军事理论走向极端就会与明智的政策相悖。”盲目的进行战争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简直就是犯罪，军人不该过问政治，但并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在政治面前丧失底线和原则，政治家为了一己私利而进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对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作为军人，应尽量不使自己卷入政治家的派系斗争中，成为政客谋取权利的工具，而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首，时刻注意到战后的和平。
任何战争都应以利益为动因，决策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着重注意战后带来的和平，不因感情冲动而发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但是为了不使政治家口中所谓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生命之上，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降低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赢得战争的手段和方法。
国与国之间共同作用形成的世界格局，从实质上讲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状态。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一定是对目前的这种平衡不满意，或者说对现阶段的和平不满意。可能这种平衡在形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维持的很好，但是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比如某些国家政策的改变，政治领袖甚至政权的更迭，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等等，这种平衡变得不稳定，使某个或某些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并且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并且他们最初追求的目标，一定是使战后的和平状态比战前更好，或者只是对于本国人民来说比战前更好——如果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使自己国家的国情越变越坏，谁又愿意卷入战争呢？
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平衡，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压迫使之成为一种暂时的、充满隐患的平衡，其前提是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军事发展的暂时性限制，一旦战败国东山再起，这种平衡必将被打破。利德尔·哈特说：“更进一步说，甚至于当你已经达到了你的军事目标之后，你对于失败那方要求的越多，则事后引起的麻烦也就越多将来一定会是你追悔不已。”“由于没有一个足够平衡的反对力量，可以控制胜利者的胃口，因此在同盟国之间，意见利害的冲突也就没有一个调解的力量了，这种分歧会越来越尖锐化，结果是暂时的盟友变成了战后的敌人。”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必须尽力维持这种平衡，但这并不是单凭一国之力，单靠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平。反过来说，当建立和平的权力掌握在某些国家手中时，他们自然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但是这种限度值得我们反复斟酌。为了不给下一次战争埋下隐患，战胜国必须保留战败国的各项基本权益，给他们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机会，而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一味的索取，签订一系列不可能履行的条约，使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失调，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战败国的仇恨与日俱增，从而跨时空的将战争强加在后代的身上，间接酿成一场灾难。面对眼前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千万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孔子讲：“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人达人。”我国先秦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运用和传承。
前人的箴言和历史的教训都是那么深刻，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警醒。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不一定代表实现了政治上的目的，但是很多职业军人忽视了战争从属并服务于政治这一基本事实，将战争目的凌驾于政治目的之上。“结果当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常常会受到军事目标的控制，”哈特写到，“而军事目标本身即被当作是战争的目的，并不曾想到它只是一种达到另一种目的的手段而已。”我们不得不说，人们对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的误解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观点指导了后来普鲁士军人的思想，而由于普鲁士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这种思想也开始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人们对其思想的误解主要是由于其表达的过于抽象以及对其表述的断章取义所造成的，比如：
我们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手段——会战；
用流血的方式解决危机，消灭敌人的军队就是战争的长子；
慈善家也许会很容易幻想到可以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需要大量的流血，也能够战胜敌人，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必须予以根本铲除。
其中最后一条可以说产生了无尽的恶果，为将者大开杀戒却面无愧色，“甚至于当他们毫无意义的草菅人命以来做狼奔豕窜式的攻击时，也似乎都是理直气壮的。”利德尔·哈特不无批判地写到。而克劳塞维茨本人也预见到了这一点，当他不幸1831年11月16日死于天花之后，他的遗孀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下面一句话：
假如我中途死了而使这个工作无法完成，那么后人所找到的，就只能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观念……足以引起无穷的误解。
我们不得不说，大多数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总是被后人误解，热心有余，理解不足的门生们想将先贤的思想发扬光大，但是却由于理解的偏差，他们对原思想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反对者更加严重。而由于克劳塞维茨过于哲学的表达，他更容易遭人误解，人们总是拿他的某一句名言当做行动的基本准则，殊不知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但是，如果那些头脑简单的职业军人们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其他观点，他们就应该有所顿悟。比如：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
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性质。
反过来说，如果政治目的本身就是荒谬的，那么它所指导和支配的战争目的也会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政治家的理性思考是国家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马赛曲》所导致的“沙文主义”（以狂热的法国士兵尼古拉·沙文的名字命名，指宣扬本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行为）、军国主义及鲁登道夫在其著作《总体战》中提出的思想等应该加以杜绝，我们爱国，但我们理智。
最后，让我们再次重复哈特先生的那句话：“如果你希望和平，必须先了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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