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猛地一看，本章很奇怪，仿佛孔子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齐”和“鲁”，俩诸侯国，怎么“齐一变，鲁一变”地折腾两遍就和“圣人之道”搭上界了？
其实，这一章是顺承着之前“人不知”经“人不相”达“人不愠”的社会形态演化的“圣人之道”而来的。
说起齐国，众所周知是春秋之强国，其以“霸权”而行终成“霸业”。
由“霸权”而“霸业”的过程，是以丛林法则的人之恶为前提的：对内以法制民、对外以武制敌，强调的是以恶制恶、以力制力。奉行这种前提的社会，最终会陷入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像齐国这种类型的国家，历史上从来不缺，是“人不知”的“富而骄”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在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当代，依然被视为最先进的、而且是必须效仿的对象。
在儒家、《论语》看来，这种“齐式”国家，非但不能效仿，反而应该变一变。
在“人不知”的社会阶段，丛林法则的人之恶是一切行为的前提。即使是在所谓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当我们扒掉一切伪装，也能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动力还是人之私欲。这些人认为，个人利益、自由才是社会最高准则，法律是为保障利益（尤其是强势群体利益）而存在的。文明也不过是这些人的遮羞布而已。
在儒家看来，恶只能引发恶，制恶以法只能是权宜之计，诱人以利只能生人以怨，最终使得“贫而谄，富而骄”的“人不知”状态愈发严重直至不可救药，最终玉石俱焚；即使没有同归于尽，而且压迫者也被推翻，可如果新新人类依然还是“人不知”地奉行之前的那一套，也只不过是恶性循环中新的一次轮回而已。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变一变，也就有了“齐一变，至于鲁”。要从这种丛林法则的人之恶为前提的、由“霸权”而“霸业”的“齐式”模式，变为“鲁式”模式。
鲁国，高举以“仁”以“德”治国的旗帜，号称传承着被孔子奉为典范的周公之仁德。
不管实际执行如何，只从治国的标准上来看，相对于“齐式”模式，“鲁式”模式的出现是一种进步，所以才有“齐一变，至于鲁”的说法。
以“仁”以“德”治国，是在强调善的力量。以“善”为善，标榜其“善”，尽管相对于丛林法则的人之恶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在“人不知”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采取正确措施进行巩固，还是很容易沦为伪善，成为另一种“恶”。
当时的鲁国，虽然打着“仁”“德”的旗号，但并没有付诸实践，教化士人，教化百姓，大部分人依然还是“人不知”的状态，因此在孔子看来，这是假“仁”假“德”，不是儒家、《论语》所说的“有教无类”的真“仁”真“德”。
尤其当这种假“仁”假“德”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君子”小圈子，把持“圣人之道”的最终解释权之后，“贫而谄，富而骄”的局面非但不会改善，反而还会恶化。
因此，治标不治本的“鲁式”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恶性循环，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变一变。
“鲁一变，至于道。”何谓“道”？就是从“人不知”经“人不相”达“人不愠”，最终成就“圣人之道”的社会形态的演化过程。
在“人不知”的社会阶段中，“士志于道”者，应该惩齐之真恶、鲁之伪善，扬“圣人之道”之真善美，有教无类，不相贫富。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不相”的阶段。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至少会有两种力量：阴，阻碍进步的守旧派；阳，推动进步的革命派。当然应该还有明哲保身的中立派，他们既不会害人，更不会害己，望风而动，哪一派有利自己便支持哪一派。
儒家的真精神在于其入世作为的承担精神，从“人不知”到“人不相”，需要革命；从“人不相”到“人不愠”，也需要革命。因此，儒家的君子也应该具备革命精神。
《论语》成书以来，解者无数，不得要领者也无数，就在于他们都没能把握“人不知”、“人不相”、“人不愠”的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演化之道，当然也就只能对《论语》望文生义，乱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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