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由于疫情的影响，全国学生需要再加上课，到了2021年初的短暂平稳，又到了2021年和2022年年中，一年半的疫情起伏。在这几波的疫情中，教育行业相关的产业，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只要有疫情出现，教育机构和学校也不得不暂停线下的教学，尽量想办法将自己的课程在线上平台上开展。
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从业者，能将机构做大做好固然是好事，但在接近两年多的持续疫情，以及2021年国家发布的各种要求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开始裁员、转型、关停甚至跑路。估计在最近的几天里，我自己所在的机构可能也会面临倒闭或者停运，但这段时间我也发现，我始终在追随的并不只是机构，我始终是在寻找着何为教育的答案，一个能大概率说服我自己的答案。
17年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既然当时都说学校里的课程不够，或者学校里的授课有什么问题，那么外部的机构能不能真正达到我们预期教育的目的？同一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大学里和另一位合伙人一起组建了一个规模还算不错的小型托管+补习的机构，由于大学内部有附属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所以相同的机构当时也有不少，但我们算是在附近人数最多的机构了。每天中午接孩子出来吃午饭，睡午觉；晚上和一些老师一起看着孩子写作业，有些学生是需要做一对一补习的，小学生从5点到7点，中学生从7点到9点。虽然说是校外的补充，但从本身我们当时做的事情来说，并没有让我觉得我找到了想要的答案，我当时在广州地区，也以各种身份去不少类似的机构，以及纯学科类机构里打探过，他们做的事情，做这些事儿的目标，好像都差不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提分，对于孩子的其他需求，他们普遍不是特别在意。于是，我在17年年底决定离开我所在的小机构，回到北京。
在众多的机构选择中，我首先就先过滤掉了不少的学科类机构，北京的家长和孩子的升学压力虽然没有广州那么大，但对升学的期望还是普遍不低的。在各种非学科机构中，最后选择了一家叫做“卡巴机器人”的机构，卡巴使用的是乐高教育，算是当时最流行，也差不多是在素质教育机构里相对比较前卫的课程类型。如果说学校内和校外的大部分学科教育不能满足学生未来的需求，那么这种乐高机构可不可以呢？
17年年底的时候，我跟着卡巴的一个新校区一起从零开始发展，一直到19年年中，我应该是把里面所有的岗位都做了个遍，从最开始校区的推广采单，到用这些数据给家长打电话，在18年7月8月外出考察了一些学科机构和乐高机构的教务工作，9月回到校区做教务管理，到年底由于一位老师的突然离职，我接手了4岁孩子的乐高课程开始授课。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接触到家长，和他们聊一些有关孩子教育和成长的话题。
最开始的市场推广和顾问的工作，有时候给我的是一种相对虚假的成就感，虽然说给家长介绍了很多让孩子学乐高的好处，到现在来说，也确实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学了乐高之后确实有帮助。但其实不管是在推广、邀约、咨单，还是体验课后逗孩子玩儿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夸大了一些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学这门课的好处的，虽然工作岗位叫做课程顾问，但实际上就跟卖房卖车的销售没啥本质区别，都是为了让家长付费，而这也让我觉得，这份工作使我寻找的目标产生了一些异化，所以在做了半年左右的推广销售的工作后，我去尝试以教务的身份继续寻找答案。
教务管理的工作主要是调整排课，以及和家长沟通部分学员的课时情况。顾问和市场属于第一次的沟通，教务则是属于一种相对持续的沟通，但经过几个月的教务工作后，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我跟家长沟通的话题几乎被困在了请假、转学、续费、活动通知等话题上，包括处理家长们有时候产生的不满情绪等等。特别是续费这个事情，在大部分机构里，教师的工作只是上课，学员的维护和二次销售都是有班主任或教务的老师来做，而这段时间，我发现我很少能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和家长做深入的交流，大部分时候家长在我想跟他们讨论事情的时候，主要是一种附和的状态，再加上很多琐碎的小事儿需要教务去做沟通，这个岗位也不能比较有效的帮助孩子实现学习目标或者家长解决困惑。
在18年年底的时候，我调离了教务岗位，接替了一位离职教师的岗位，接手了大约80多个孩子的课程。在机构里，基本都是小班授课，人数最多没有超过8个孩子的，最少的可能会只有两三个孩子。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从我确定接手，到正式继续上课中间，只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备课，研究每一节课的作品该怎么做的更好，每节课有哪些难点是孩子们容易忽视的。
在每一节课的课后，我们都有一个家长沟通的环节，给每个孩子的家长讲一讲孩子这节课的课堂表现、知识掌握情况、哪些点有改善等等。做教师的这半年里，我发现了一个很怪，但又很正常的现象。顾问（销售）、教务、教师跟家长说同样的事情，家长对于前两种角色会选择性的忽视他们的话，而对于教师指出的同样的问题，家长则会非常的认同，教师给出的相同的建议，家长们也会更加上心。我能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毕竟教师每天都在服务自己的孩子，而顾问和教务的目的基本上是围绕的让家长掏钱的，家长对于教师的信任度天然就高了很多，这也让当时的我感觉，我找到了实现目的的岗位，我既能带着孩子成长，又能频繁的接触到家长，同时在给家长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家长能听进去的概率更高。
就这样，一直上课上到了19年的年中。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渐渐有了一些不太对的感觉，比如由于课程时长限制，每节课每个家长仅有不到两分钟的沟通时间；如果课上的搭建需要更多的时间，那跟家长沟通的部分就变成了微信上发消息的单项沟通，这时候虽然也是直接触达家长，但往往得到的回复仅仅是“好的，谢谢”；在体验课课后，老师也必须要和顾问配合着跟家长沟通，有时候没有的问题，也得跟家长硬聊一聊；有些孩子确实对于乐高不太感兴趣，但也得以各种方式在体验课上给孩子洗脑，让还在能在家长问喜不喜欢的第一时间说出“喜欢两个字”。这些事情逐渐堆积起来，使我感觉到本来可以帮孩子和家长指一条路的岗位，也慢慢被机构本身的需求和要求所异化。于是在19年6月份，在更换了多个岗位之后，我离开了这个乐高机构。
在这家机构工作的过程中，我也陆续走访了解过很多机构，同类型的、同行业的、新型的以及传统的，这些机构也都无一例外，与我所在的乐高机构采用着相同的模式：市场人员通过各类活动和信息交换获取家长信息，再有顾问邀约体验，老师给学生上课，顾问在教室外面给家长讲体系，最后老师给家长呈现孩子的作品，和顾问一起促使家长报名。
当然，作为一个教授知识的地方，机构收取家长的学费，老师指出学员存在的某些情况，顾问希望家长报名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在一个正常运行的机构里，其实都无可厚非，一个负责的老师，会尽可能保证每一堂课上孩子能够有所收获，能够告诉家长用什么方法可以在课后继续配合来强化孩子的学习，能够在知识以外让孩子觉得跟着他学习很有意思；一个希望孩子获益的顾问，会尽可能与老师一起发现孩子身上有所改善的地方，会为孩子用心的在课程体系内规划一个学习路径。
各类机构的学习并非对子毫无帮助，一些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爱好，肯定需要一些额外的辅导。只是它不能作为孩子成长的唯一帮助，孩子的生活不只有“在校学习”这一件事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的工作一直无法让我觉得可以让我回答何为教育这个问题的原因。
在机构的各种行为，基本是围绕“教学”展开，教学活动进行后都需要一个“成果”作为反馈，而良好成果的积累是机构宣传自己的最优手段，拥有一个不错的口碑是家长愿意续费和新报的动力，续费和新报的家长多了，机构才能存续或扩大。为了存续或扩张的目的，机构一定会把续费（或新报）家长的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为了满足这个指标，就要尽可能的提供好的成果。确实是能形成一个不错的闭环，但这个闭环，偏重教学，而非教育。
何为教育，还需要继续思考，只是这次，或许该放眼机构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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