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称为“诗神”，源自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的说法：
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仆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
我们仔细看他这段话，实际上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诗人大致都做了个评判。首先承认苏轼的诗高古之气不如杜甫，但是灵动要更强，这实际上就是在格律诗领域认为苏轼的神性强于杜甫，比诗圣更接地气。
“仆尝谓六朝无诗”，可能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满，所以袁宏道用了个“仆”来谦称。但是意思很明确，魏晋南北朝，除了陶渊明、谢灵运，没有谁能入他的法眼。陶渊明只有诗趣、谢灵运只有诗胚，都上不了台面。李白、杜甫那是千古公认，所以“至李、杜而诗道始大”，而袁宏道认为“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也就是说他其实更认同中唐复古运动的诗人作品。
我们看他举的这些“诗之圣”，韩愈、柳宗元是复古运动旗手，元稹、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旗手，而且白居易还是通俗易懂的“香山体”创始人，欧阳修早期作品有些高知“西昆体”特色，后来也取法李白、杜甫、韩愈，实际上也是诗文浅白化的走向。
为什么袁宏道会把这些诗人尊为“圣”，而对王昌龄、李贺、李端、李商隐、杜牧这些诗人视而不见？庾信、鲍照过于高古，初唐四杰、陈子昂、王昌龄等人是大李杜时期的人，无法遮掩诗仙、诗圣的光辉还说得过去。但是对小李杜只字不提，很明显袁宏道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们以前说诗歌史一般说到唐宋和清，就是眉飞色舞，而元明二朝，实在是诗歌创作的低谷（相对而言）。
元朝的蒙古人马上治国，对诗歌不监管，但是也没推动。终元一朝，诗的境地是自生自灭，无人理会。大批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无法上升，转向民间艺术，写戏文、散曲去了。没有了人才，没有思想，诗歌是无法出现高成就的，而且元朝太短，无法做出文学方面的积累。
明朝则是因为朱元璋的强势政治手段，文人们除了歌功颂德，没有其他选择。诗坛很快被面目丑陋的台阁体占领。而在整个明朝，诗风清明之路都是针对台阁体的虚假、空洞来作斗争。前后七子、性灵派等，说到底都是主张要讲究真性情。
袁宏道的公安派就是主导“性灵”的。他不但反对台阁体，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前后七子“言必秦汉”的拟古体。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对李杜之前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也就是李白杜甫实在太高大，才拿出来衬托一下苏轼的诗神地位。
“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那些说宋诗不如唐诗的人，都是小学生（观场是乡试场所），他们哪里知道诗是什么。
袁宏道是想借助这番评论抑唐扬宋，从而为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找到前世的宗师。就好像“香山体”奉白居易为宗，“西昆体”奉李商隐为宗，他的“公安派”要奉苏轼为宗，自然要把苏轼封神。
那么，苏轼的诗到底好在哪里？我们还是看袁宏道的观点：
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惟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
苏公的诗没有一个字不好。李白是神游派，杜甫是写实派。李白神游天外，常常遗漏眼前景色，是为缺憾；杜甫专门写实，所以他的诗只在人间称圣，不能登天为神。苏轼的诗，能高能低、言浅理深、奇情巧思、时刻变化，却依旧感情真实。大概是他的文采和李杜一样高，但是学问和见识，要高出李杜二位。所以堪称卓绝千古。
不能老是夸，李杜的地位也不能随便批，所以后面就放低点姿态：至于词句遒劲有力不如杜甫，神思飘逸不如李白，这不是才气的问题，是运气。
这就有意思了。苏轼兼有二者之长，是学识更高，不及李杜之处，那就是运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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