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秀被陈双双顶替读大学，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久），又曝出了苟晶读大学被顶替一事。
比起陈春秀，苟晶的被顶替似乎还要更恶劣一些：她疑似被连续顶替了两次。
第一次是1997年，她被自己班主任的女儿顶替。
“落榜”之后的苟晶，没有像陈春秀一样选择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复读；结果却以全区摸底前几名的成绩，于1998年再一次“落榜”。
第二次“落榜”后，苟晶才和陈春秀一样，走上了漫长而坎坷的打工之路。
2003年，苟晶的班主任给她写了一封信，苟晶这才知道，自己第一次“落榜”，是被班主任的女儿顶替了。
于是，她开始怀疑自己第二次“落榜”，也是被人顶替了，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摸底考试全区前几名的学霸，结果却名落孙山的事实。
仔细分析这几年曝出的高考顶替案，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不管陈春秀、苟晶，还是前几年曝出的王娜娜、黄海霞，这些被顶替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受害者都是女孩。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女孩更容易成为高考顶替案的主角呢？
这可以从顶替者和被顶替者两方面进行解释。
对于顶替者来说，她们顶替了别人，以后就必须用别人的名字和身份生活。
这对于很多男孩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传统的文化告诉他们，“大丈夫要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另外，用别人的名字，也就意味着你一辈子必须平凡的生活着，不能飞黄腾达。否则，你“如雷贯耳”的名字很容易被人发现是假的，李鬼的身份一揭穿，摆在面前的就是身败名裂。
搞到一张大学文凭，然后隐姓埋名，找一个老师、公务员这种相对轻松平稳的工作，这对很多女孩和其父母来说，是挺不错的选择。
但对于更在乎成功，也更喜欢赌博的男性来说，他们很可能不会为了这种限制了上限的人生，放弃用真名真姓出去闯荡并成功的机会——哪怕这成功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将来都会结婚生子。而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孩子都是跟爸爸姓的。
如果是男孩顶替了别人，那么他的孩子，是跟着他的真名姓呢，还是跟着他的假名姓呢？
稍一思考，你就会发现，不管孩子跟哪个名字姓，都很容易露馅：
跟着真名姓，容易在现在的同事、朋友跟前露馅；跟着假名姓，容易在亲戚和以前的同学、朋友跟前露馅。
当然，男孩们也可以找一个和自己同姓的人顶替，但这样选择空间就会缩窄，操作难度就会增大——尤其是那些少见的姓氏。
女孩这方面的麻烦就几乎没有了，因为孩子一般不跟妈妈姓，这有利于隐藏她们的真实姓名。
另外，如前所说，比起男孩，女孩及其父母，更喜欢，至少是更能接受虽然平凡却轻松安稳的生活——这就使得家里有点权势，成绩却不好的女学渣们，成为了高考顶替案的“领衔主演”。
因为顶替者都是女孩，她们的家庭就只有寻找女孩作为被顶替者。
分析多起高考被顶替案，你会发现，那些被顶替者，几乎都是农村女孩。
直到今天，农民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的底层，他们没钱没势没人，缺乏信息渠道，稍有不慎就成了顶替者们眼里的羔羊。
除此之外，农村女孩的某些特点，也让顶替者在选择她们时，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比起男孩，女孩们普遍更爱面子，也更懂事；另外，女孩，尤其是底层的女孩，除了读书，常常还把嫁人当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为多了一个选择，她们在读大学这件事上，就会少几分执着。
高考一落榜，如果选择复读，女孩们会觉得很丢脸。
如果家里条件再差一点，为了不让父母继续这么辛劳，再想到自己还有通过嫁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多女孩就会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是回学校复读——这就让她们，失去了一些可以找到自己被顶替的蛛丝马迹的机会。
比如陈春秀，就是在参加完成人高考，在网上查自己信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当年被顶替了。
显然，如果她当年高考“落榜”后，选择的不是打工，而是复读，就有机会提前发现自己被人顶替。
时代虽然发展了，但比起男性，女性的生存空间还是要窄很多——尤其是对身处底层的女孩来说。
不管是被顶替读大学，却要多年之后才发现事情真相的陈春秀、苟晶，还是那些被有钱人性侵却申告无门的小女孩，都在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东西制约着女孩——尤其是底层女孩的上限，而她们的下限，可能下到没有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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