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转

杨东平教育洞察

01中国教育现代化，百年进程漫漫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我们接着来聊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1950年代初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采取了全盘移植、模仿苏联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停止和解散了所有的民间办学机构和教育机构，包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同时伴随着对美国的政治批判，杜威、胡适、陶行知都从社会生活当中消失了。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反转。

50年代初的全盘苏化，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教育领域全面地学习苏联，全部都学习俄语。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科技的思路，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大学本科的学制也从美国式的4年改为苏联式的5年。

苏联教育体制的特点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专才教育的模式。它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跟它的计划经济体制一致的，全部都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概念。所谓要有计划、按比例一个萝卜一个坑来进行规划和培养，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自主权，所有的大事小事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它的培养模式我们说是专才教育，就是把培养专家作为教育系统的核心，把学科和专业划分地非常细碎，按照产业部门、按照行业甚至按照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譬如说一个陶瓷，它变成一个专业，陶瓷下面又分为工业陶瓷、民用陶瓷等等若干个专业。所以当时中国的高校的专业数剧增，从原来的两三百个增加到了八百多个。

另外整个教育它具有一种重理轻文的特点，就是教育的重心放在和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教育、科技教育上，而在教育教学的模式上则回到了杜威之前。

02新课改首要目标：改变三个中心

苏联当时的教育部长凯洛夫的《教育学》成为全国唯一的教育学著作，教育界人手一册，不断地学习，来强化苏联的教育思想。凯洛夫的教育学，它继承的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特别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完整性，强调教师和教材的主导作用，而且他认为“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的性质”，强调“以课本为本，以大纲为纲”。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后来被归纳为三个中心：就是“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在我们现在推行的新课改当中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三个中心。

这套凯洛夫的教育学，强调师道尊严、重视书本知识，轻视经验和实践，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学习苏联以后，学校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活，学生负担过重这些问题就逐渐突出。

所以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新教育的洗礼，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欧洲传统教育的窠臼之中，今天还没有完全超越这一模式。

03机械学习苏联模式，简单粗暴的改革必然失败

我们现在来回顾20世纪下半叶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1958年和1966年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他是当时苏联模式和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当然如何认识毛泽东的教育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整体地梳理和解决，那么我们只介绍一下情况。

毛主席对机械地学习苏联模式是非常反感的，他称之为是“无产阶级教条主义”，他认为既要反对土教条，也要反对洋教条。他对传统教育最根本的批评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书本脱离实践、学校脱离社会，培养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和杜威、陶行知对旧教育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有人认为，其实毛主席也是一个杜威的学生。有研究指出，在1921年杜威在长沙演讲的时候，毛主席就在现场担任记录。

毛主席在50年代以后对当时的教育的弊端做过多次的批评，其中火力最猛、意见最为集中的是1964年2月春节座谈会的谈话。他说：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课程压得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完全改变。我主张公开出题目，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

“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毛主席在1958年和1966年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要走出一条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道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采取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取消考试，这些做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所以这两次教育革命基本是不成功的。

04重新审视“儿童中心”的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的转机，这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命运又一次极大的反转。

历史的发展非常诡异。在20世纪中期新教育的传播，首先是被抗日战争中断了正常的进程，然后1949年之后在新的国际格局和政治形势当中，中国“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回到了杜威之前的欧洲教育。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重新认识杜威、胡适、陶行知，重新认识“儿童中心”、生活教育的价值。

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70年代末恢复高考，全社会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迅速地演化为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强大动力，而来自毛主席的批评、压力已经消失了。学校教育重新回到满堂灌、填鸭式的模式，学生课业负担（严重）、学生自杀这些问题都出现了。这种弊端当时叫做“片追”，就是指片面追求升学率。全社会的价值观，也重新回到了出人头地、望子成龙的老路上。

这个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1979年在中国开放之后，中国和美国互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来看看对方的教育。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书声朗朗、纪律严明，严格训练、朝气蓬勃——他们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一定会超过美国；中国的代表团在美国的学校一看，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做小动作、课堂吃东西，不成体统——他们也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会超过美国。所以当时双方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40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现代化的启蒙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