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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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是我的发小。

我们俩一个村子的，我家在村南，她家在村北，按说小孩子家，两家离得远，互相是不熟悉的；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去村里磨面时带着我，她母亲带着她也去磨面，我们在磨坊相遇。两位母亲是一个村子的乡邻，彼此熟悉，曲曲折折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于是我俩自然而然玩在一起，等到母亲们磨完面要各自回家了，我们两个孩子，早已经成为一见钟情的好朋友。

那时候，农村集体劳动多，有些人家没有人看孩子，大人就顺手把小孩带到了地里。我母亲几次见她母亲带着她，后来经过沟通，大人们上工时，她就被送到我家里，由我的祖母连着我一块照看。用母亲的话说，放一只羊是放，放两只羊也是放，两只羊放到一起，互相有个照看，也可以做个伴。祖母还能腾出手来，做做家务。

于是从那时起，我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玩伴，过一段时间，她就被母亲急匆匆的送到我家来，交代给我的祖母，两位母亲说说笑笑的一块上工走了，我们好像再也没有成为她们的思想负担，相反，她们因为孩子有了伴而安心了许多。

那时候的老白，也就是说童年的老白，并不叫老白，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白利花。

母亲上工的日子，我和利花在院子里，尽情地玩着，做着小姑娘爱做的各种游戏，我们在杏树下捉蝴蝶，找蚂蚁，用收集来的落花过家家学做饭，拿一块花布学洗衣服，用祖母种的指甲花染指甲，虽然弄得满手都是红的，糟蹋的指甲花洒了一地，但祖母从来也不会说我们。她总是在院子里忙着晒豆子，晒玉米，缝衣服，补袜子，里里外外忙碌个不停，全家人的吃饭穿衣都是她的事。需要穿针的时候，还叫我俩帮忙呢。

有时候，母亲们从地里回来，会给我们带一些好吃的，都是地里的野味，夏天的覆盆子，红透了，上面一层薄薄的绒毛，被母亲小心地盛在草帽里，害怕挤烂了。偶尔还有蓝色的，现在知道蓝色的不是覆盆子，而是蓝莓，放进嘴里，一股甜甜的味道。

秋天会是几个熟透了的柿子，或者一把毛栗子，几个红苹果，依然还是盛在帽子里。每次吃这些东西，都是我和利花最幸福的时刻。吃完了，抹抹嘴，还要砸吧一会儿回味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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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童年，就在我们无数个悠闲消磨的日子里，一日日远去了。地里的麦子割了又种，种了又割，玉米也一季一季的成熟收获。我和利花长大了，被送进了学校的门，坐在了教室里。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学校，被称为“戴帽中学”，我们稀里糊涂的，根本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学校像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帽子。在这样的懵懂无知中，度过了好几年。好在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村里的，跟父母很相熟，也从来不说我们。这几年里唯一有一件不好的事，那就是利花的父亲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又嫁人了，嫁给我们同村的一个木匠，还给她生了个小妹妹。

小学五年级时，我们一群小男孩小女孩，如同被南山而来的风一夜之间吹熟的麦子一般，一瞬间长大懂事了，很快有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意识。也不难想象，农村的孩子，家长都忙着在地里劳动，回到家的教育少之又少，全部都交给了学校；学校里的老师，和我们的父母一样，也操心家里的农活呢。又有谁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过我们呢？

成熟意识的觉醒，促使我们很快划分为男女两大阵营，女生空前团结起来，绝不跟男生玩，包括多说一句话，说白了，害怕男生欺负我们。男生们一天灰溜溜的，见了女生，远远的躲着走。

然后就是起外号。我们觉得自己长大了，叫各自的名字，比如：利花，小玲，卫红，有些太幼稚，而且我们有活动时叫名字，很容易被男生发现，于是迅速根据各自的特点，起好了外号，有的是自己起的，有的是别人起的，利花顺理成章的被称为“老白”。

她那时大约十二岁，个头很低，她妈妈因为孩子多，图省事，早把她的小辫子剪了，留着很短的剪发头。继父家有两个男孩子，都比她大几岁，于是她经常穿着哥哥们的旧衣服，一色男式的四个兜的上衣，打着补丁的裤子，男孩的鞋子，老远看起来，俨然就是个男孩子。仔细想想，大约就是从那时起，她被叫作了“老白”，在我们所有人眼里，成了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