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界奇妙物语2013春篇之“AIR医生”》
几年前，对日剧《世界奇妙物语》很是迷了一阵子。倒不是对恐怖类、悬疑类题材有特别偏好，而是因为，这个系列的影片在多数时候像极了对加缪作品的注解，充分体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荒诞。
比如，人体改造成了时尚，“便便”成了可以被随时收集的“能量棒”，你要不做个改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开个罐子就能“获得美女一枚”，可惜有保质期，到点儿消失后，只能徒自伤悲；临去世的老太太与小孙女约定，灵魂互换，爽爽地玩了“最后一天”，结局却是上演大逆转，腹黑老太太的灵魂霸占孙女的身体又度过了一世。
看多了这类故事，在感叹岛国人民“脑洞常开”之余，也不禁佩服编剧的某种敏感性，如若不然，怎能如此“深刻揭露”现代生活的荒谬所在呢？
表演，或是一类艺术形式，必然是带有某种将现实简化的倾向的。一方面，简化本身可能会人为地造就一种荒诞；另一方面，简化也总是在无意中凸显已有的荒诞。
应该说，若要挑出当时记忆最为深刻的片段，当属《AIR医生》一节了。开始时，纯然是因为其励志的取向，谆谆告诫人们要保持随遇而安的心态，灌之以遇事冷静处理等鸡汤，一段时间中，确实让人有“正能量”满满的感觉。但是，如果，用换一个角度来看，此片实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身份的错置而获得的“皆大欢喜”是真的幸福吗？
1、混乱的符号身份错置源于认同的危机
首先，让我们来检视一下，剧中三组不同人的身份错置。
（1）渴望而不可得，在特殊环境中，寻求自我的满足——假医生、假太太。
（2）扮演他者，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假护士和假麻醉师。
（3）临时出演，而又认同了他者。——假空姐、假空乘，假机长，假劫机者，假空气吉他手，等等。
用拉康的话来说，由于“自我”的构筑本身必须借助他者的力量来实现，所以，作为一个心理结构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破碎和分裂的。只有在不断地需求他者的认同中，“自我”才得以保持一种虚幻的统一和稳定。
当我们看到剧中，空中航班发生了紧急的医疗事件时，男主角冒然谎称自己是医生，其动因并非出于“医者父母心”的道德感，而是为了让同行诸君认同自己的“医者身份”，然后帅气地说出那句“我只是尽了医生的职责而已”。甚至，当他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我们看到的是，只因对医疗剧中外科医生的憧憬而冲动踏上医科考试之路的“莽撞”。
可以说，男主角的“自我认同”全然建立于来自他人的认可之上。这也就解释了何以在医生资格考试失败时，他会选择自杀一途，因为，“失败”意味着他人的不认可，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的泯灭。飞行过程中的这次意外“出演”，无疑让男主角的“自我”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或者，更准确地说，假医生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刻的到来，因为，遭遇否定后摇摆的“自我”总是试图让自己可以站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所以，当这一契机出现时，“自我”便忙不迭地投入其怀抱，即使明知这只是一种虚幻的满足。
与之类似的，还有假太太一角色，长期未婚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积攒了来自社会的各类压力，当“太太”这一称呼被抛她面前时，她立即以患者夫人自居，从而让“自我”得以补足。
反观假护士和假麻醉师，他们则处于另一类型的“错置”之中。两人的身份错认有极其类似之处，即都是源于习以为常地某种虚假身份而导致的错误行为。
事实上，与其将这两人的行为归入由于当下情境引发的“错置”，倒不如说是他们过去行为习惯的延续。假护士是一名酒吧公关女，假麻醉师则是一名漫画编辑，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已然顺应地服从于权威结构，前者常常扮演“护士”一角以招揽顾客，后者则因姓名谐音而习惯被戏称为“麻醉师”。医疗事件发生时，两人虽是习惯性地应答，并被抛入一个看似与自己本职毫无关系的新“身份”中，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更多是在新的秩序结构中寻求自己的“合理”位置，并未逃脱原先在日常生活中服从者的身份。
而对于第三类剧中人，很有些临危受命之感，究其实质，则是在他者缺位或已然占位后的仓促选择。假空姐和假空乘，遭遇了假劫机者的“占位”，致使原定的劫机任务受阻，不得已而继续扮演空姐与空乘；假机长，遭遇了真机长与真副机长的“缺位”，不得已而临时充任了飞机驾驶员；假空气吉他手，遭遇了假医生的“占位”，同时又遭遇了小孩儿的错认，不得已而演奏起了空气吉他。
这里已经涉及到我们将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情境对身份错乱的作用。
2、空中航班：十足的现代社会隐喻
飞行在空中的航班，为每一个乘客挣脱更大的社会关系的束缚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封闭、与世隔绝的空间里，人们获得了重新界定自己身份的机遇。
落到现实中，当我们身处类似情境中时，常常会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老老实实扮演好自己的“陌生人”角色，以此安然度过“危险的旅途”。是的，旅途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沉默是最好的应对策略。毕竟，当人们都认定他人不过是匆匆过客时，多费口舌便成了无意义的行为，因为，花费时间与人建立联系，本身可能是某种招致“危险”的行为。
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流动过剩的社会。虽然，贝克探讨风险社会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对科技发展所招致社会影响的担忧，但是，一旦这种担忧扩散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情感，这就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也就导致了古人所警示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情感结构。
但是，这种在陌生环境中的谨慎交往取向，本身又极易被打破，只要给与一点小小的推动，就能让整个池塘水花四起。当有人报以友善的微笑，或是通过某种途径自然而然地介入到对话之中，原先陌生化的环境，便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将自身转化为让人倍感舒适的日常空间。
因此，当飞机上的患者突发疾病时，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就像蓄谋已久了一样，都找到了一个契机，让他们的身份表达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假医生首先行动，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其后诸君跟进。剧中人物通过重新界定“自我”在这一临时情境中的位置，让原先因发病而导致的失序空间获得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巴赫金所称的“狂欢理论”的影子。充斥不确定性的空间既是一个充满压抑的场所，同时也为扫除压抑提供了准备。突发事件发生前，航班上的每一个乘客虽然怀有各自不同的旅行目的，但是，在缺乏身份表达机制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仅仅被笼统地划分为“乘客”与“机务人员”。突发事件发生后，乘务人员的问询仿佛发挥了阿尔都塞（1910）所言的询唤（interpellation）的作用，为均质的乘客提供了一套身份表达机制，由此开始，剧中人便习惯性地开始寻找在医疗场景下既定的符号身份。
与此同时，紧急状况，也为身处不确定空间中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欺骗”。也就是说，空中航班，这一不确定的、封闭的空间，默许了人们戴上假面具的可能性。即使是虚假的“身份”，因为空间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让人们难以辨别。
这带来的另一层后果是，一旦“身份”被他人所认可，其纠正的可能就几乎为零。在既定情境中，身份与身份之间构成了一张由可数的链接组成符号之网，任何单方面的变动都依赖于身处网络中的他人，因此，要想纠正最初的身份错乱，只有依靠全体错乱者的共同发声，而这是不可能的。
3、“皆大欢喜”真是幸福吗？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虽然，影片到最后，展现了一股暖洋洋的“正能量”，仿佛每一个经历了这趟航班的人都受到了洗礼，身心都受到了洗涤，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种“幸福感”获得的来源，恐怕就不能如此阳光了吧。
飞行中，在这场符号身份错置的闹剧即将被揭穿的千钧一发，一个孩子的声音“拯救”了一切。当这个孩子真切地说出“不是假冒的”一句话时，所有错乱者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坦然接受了自己临时冒领的“身份”。
等等，是不是有点眼熟。好像又回到童年时光，让人想起《国王的新衣》中那个喊出“他没穿衣服”的孩子。然而，这里却是恰恰相反，在童话中，孩子以道出真相的方式来拯救世界；而剧中，孩子却以道出“假象”的方式来“拯救”世界。
选择让孩子来“拯救”本身就带有某种讽刺意味，因为，与成人不同，在孩子的眼中，“错置”并非错误，相反，更是一种常态。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都不是牢不可破，而是处在一种流变之中。而且，孩子更加倾向于认同自己所确信的事物，正如他确信真医生是空气吉他手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剧中孩子的作用又恰好对应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作用——通过建构自身与真实之间的想象关系来维系权力的统治。
实际存在的现实变得不再重要，相反，自身与现实之间的“想象关系”却更为重要。换句话说，“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他人认为“我是什么人”、或者我让他人认为“我是什么人”更为重要。通过这种“想象关系”的构建，真实与虚假的界限不再分明，甚至“虚假的幸福感”更为重要。
孩子的一句话让错乱者们坚定不移地投身到了对“虚假的幸福感”的追逐之中，所导致的是，无人问津真相如何。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虽然最后影片表现了一种美好的结局，但是，这一结局所依赖的是一种偶然性。可以说，错乱者们将幸福的获得全部押宝在了自我期望的实现上，而对现实的偶然性全然不顾。不可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在每一个偶然性的节点上，都导向了更加糟糕的结果，在诸如《微不足道》、《杀手没有假期》、《葬礼上的死亡》等很多黑色幽默片都是如此表现的。
另一种可能性在全片结尾处，虽然貌似每一个人在飞机上都获得某种“救赎”，但是，在他们下了飞机后，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拷问。无证行医是一条，伪装成病人的爱人的邻座，要面临对自己身份的辩解。恐怖分子是否还会回到自己的组织中，或者说，他们的组织是否还会追究行动失败的责任？
当行动建立于某种虚假的基础上时，所获得的结果真会是好的吗？
《AIR医生》仿佛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缩影，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空间中，人们混乱地出演着各种身份，错置已然是一种常态。即使明知一切都是一场虚幻，却不肯走向真相，反而是“将他乡作故乡”地投入对“虚假的幸福感”的追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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