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关于李元礼的记载如下：
德行第一：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案：风格秀整则为人所向往，高自标持则易折于时事。清高自负之李元礼摄下甚严，非具高行卓知之辈难入其法眼，固其堂高而难登。
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案：荀淑、锺皓、韩韶、陈寔四人被时人尊称为“颍川四长”。《后汉书·循吏传序》：“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其中又以荀淑最为年长，李元礼以师礼相待。锺皓则与李元礼有些许亲戚关系：《后汉书·锺皓传》：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复以膺妹妻之（瑾）。
言语第二：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案：李元礼为司隶校尉时，破柱擒奸，宦官畏惧。得登李元礼门庭者，皆“俊才清称”。正应上节是荣登龙门。
赏誉第八：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案：李元礼坚挺刚劲，乱世则易折。
品藻第九：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案：陈蕃、李元礼皆有高行，蔡伯喈雅评适中。三君不必伯于八俊，八俊不必自仲于三君。
李膺，字元礼，河南人（颍川襄城），其事见于汉桓、灵时期。生于世家，祖父及父皆为汉庭高官，为人性格清高，待人严明。相交不多，唯以荀淑、陈寔为师友。以举孝廉入仕，累至剌史、太守、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河南尹等。为官清严，所在流化，羌人畏服。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免官，灵帝初年，又被辟为少府。第二次党锢之祸时，不忍苟且，自首入狱，刑死于狱中。
李膺以举孝廉入仕，官至青州剌史时，清正不阿的威名已然赫赫，属官们闻他来赴任，很多便望风弃官而去。汉末刺史的职权之重，由此也可见于一斑。而时的朝局是宦官干权，其“兄弟姻亲，布满州郡，竞为暴虐”。李膺严苛治下，令所在之郡吏治清明，治下黎民虽可或减恶吏的侵夺，而李膺本人却不免开罪于阉宦小人，而那些小人势必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荷戈以待。然而，高自标持的李元礼，即使屠刀临颈也必然是宴然处之，一如往日语于钟瑾般琅琅道：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钟瑾是他的妹夫，钟瑾的叔叔钟皓又是李膺十分敬重的人，他虽然亦尝言：钟君至德可师。但是，他本人却从未以钟皓做为行为的楷模，而仅仅是把他当做道德上的标兵，时时引以自勉罢了。而钟皓似乎也并不认可李膺，他认为李膺圭角峥嵘，难免萌祸，挟人累己――他间接的评价李膺就如春秋时齐国的国佐一般“好昭人过，以致怨本”。钟皓本人终生辞辟不仕，便如徐孺子、郭林宗等人一般，必然是深谙时事，洁身自好。既知当今皇帝不明，近小人而远贤臣，便有经纶圣手，也无处施展，不如逍遥乡野，尚不失云鹤之乐。而李膺似乎便没这等觉悟，他虽明知挽狂澜倍难于明哲保身，仍然高言黑白，仗义直行，屡致圭角，最后亦不避是非不惜老命，慨然赴义，倒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对于这样一个真正的勇士，那些小人当然又恨又怕，但当时之皇帝（刘志）虽无中材，也总比那“欲知蛙之鸣为官为私”的晋惠帝“英明”许多，所以宦官小人们一时也不能肆无忌惮的将李膺这等方正人物真正的从庙堂之上剔除。
从李膺初入仕，一直到后来的声名鹊起，这期间伴随他的是官职的迁转。而政府大员的迁谪转陟，显然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例如，严于刑法的难免得罪于当地权贵以及一众屑小，宽宥无度的则有身陷淤泥而无以自清之忧。李膺既属于前者，日后一并开罪几有指鹿权势的宦官，可知其并非藉于苛法之名而求诸显贵。我们一向知道名教的儒生们重名而薄利，那么，李膺虽然卓绝，毕竟尚无圣人之资，举国咸重其名之欲总是有的罢？从日后其慨然赴死来看，他对名节的看重，超越生死。他之名节并非是那种处在万人目光的交汇处洋洋自得的虚名，那种虚名经不起生死的考验。
李膺的生死考验在党锢之祸之前便已经有了。他拜护乌桓校尉时，在前线能不惜一身之存亡，区区浮名身后事，何及同袍共杯酒？
护乌桓校尉是一个二千石的官职，与剌史相较算是平迁。但将他从一介文员调至前线沦为武夫，其中难免有些不可言喻的阴事。政治的黑暗，也不是前人遗下几卷古籍，就可以澄清的。而我们与其去臆测宦官小人使坏，倒不如认可是有识人者拔之以尽其材。李膺在此任内，犹如鲲入深海，物尽才用。他亲冒矢石，全不畏死，俨然一悍将是也！也正在此时，他打下了赫赫武功，“虏甚惮慑”，几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功绩。
日后失官，也赖能御强而又蒙拜为度辽将军。日后遭祸，仍赖能御胡而免于拘禁刑杀。
李膺的失官在宦竖权可指鹿的背景下，亦勿需冗论。“桓帝闻膺能，乃复征为度辽将军”。鲜卑来犯，则小人无能，而知“膺能”。国有外忧，尚知人间有“能者”，国祚或许还可苟残延喘。至天下无事，则“能者”不以其“能”见宠，甚而有生死之忧。人主行无常道，恣意肆为，则“能者”终日危行如履薄冰，卒不免覆亡悼尽，而国祚亦难再享。李膺遭祸刑于狱中，即是如此。他牢狱之灾的缘由亦是分明的：“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欲秉律法惩恶，反为恶人所陷害。正道日衰，李膺这等不肯稍敛锋芒的真人们，便首当其冲为其“护道”之举付出代价。
李膺得脱樊笼缘于应奉的一道疏，其中称李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皇帝再如何无道，若事关边垂安危，总还是略存些清明。皇帝尚能虑及李膺武可安邦，是以不管他所做之事多么可恶，权且可以原谅，留着他“以备不虞”。而李膺却明显没有吸取教训，随后朝廷任命他为司隶校尉，他这次便将“土”动到了宦官张让头上。
张让乃颍川人士，和李膺算是同乡。他有个弟弟名唤张朔因仗其兄之势，残害百姓，甚而杀害孕妇，李膺欲捕其归案。张朔竟逃之张让府上，藏于一合柱（数根木头围成一圈的空心之柱）之内，李膺破柱擒杀之。张让当然向皇帝告状，皇帝诏李膺责备其先斩后奏，有失怠慢，李膺乃对曰：
“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意也。”
此一番言论，李校尉引经据典，义正辞严，于是皇帝无复言，反责问张让，由此也可知皇帝亲近宦官而未必尽知其等罪恶，而在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也能辨别是非，倒不算得完全昏聩。自此之后，宦官都惧怕李膺，就连放假了也不敢出宫。而正道人士，既闻宦竖收敛，当然夹道欢呼，更是钦服李膺的堪正之行为，乃至其声名日高。后进之士，崇其盛名，竟相攀交，以能进其门庭为荣，世谓“登龙门”之说便来由于此了。
这次事件使宦官对皇帝称道：畏李校尉！皇帝初立时，不过一懵懂少年。其父早死，其母身份低微，是以其本家对其并无助益。而居傀儡帝位长达十数年，那些日夜伺候身侧的宦官便成了可道衷肠的心腹了。后来更因破除外戚，又对宦官多有依仗。我们甚而可以说皇帝与宦官之间简直是有一种亲情在里面。武帝曾说：皇帝犹如心脏，臣民是四肢。映对桓灵二帝的情况，倒可以说宦官才是他们的四肢。李膺此时让宦官如处热锅，皇帝必然是心有怫然，只是没有恰当之来由，尚不便发作。而有一个人终于给了皇帝发作的机会，这个人名唤张成。
张成是个方士，推占说天下将大赦，便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便将他的儿子捉了，尚未法办，朝廷的大赦令却已经颁布。张成不无得意的认为李校尉不得不放了他儿子，李膺恼怒于此厮预知大赦乃故意为恶，于是不顾赦令仍将他儿子处死。这下换作张成万分恼怒，他就勾结宦官，谋划陷害李膺。张成大约也确有些障眼的小伎俩，宦官们虽然无良，也不大会交一些“废物”，就连皇帝多少也知道有张方这么个人物，“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和他交好的宦官名作侯览，宦官们久蒙皇帝宠幸，侯览足可以预知将出的大赦诏令，便告知张成这厮，这厮便假以推占之名诓骗世人罢了。而宦官们本来就与李膺势若水火，此时更乐得出些阴谋。他们令张成的一个名唤牢修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即结党营私、诽谤朝政、阴谋不轨。宦官在旁加以佐证，于是皇帝震怒，下诏逮捕李膺等二百余数的所谓“党人”。
或有人问：此事当然是因李膺一人而起，若李膺不杀张成之子，或许便不会有此党锢之祸。李膺一人逞其道义，株连无辜者二百余人，岂非不智？蔡东藩便认为李膺“不如洁身远害……乃以一时之矫激，祸及海内”。此诚为良言！然而，李膺便是这么一个“知进而不知退”的勇士，而非图一时之安的哲士！群小既为嬖臣，惯假天子之威，甫一慑服，旋踵又为祸一方。正所谓“有无相生”，天地之间自有正气凛然，群魔当道，必有卫道之士亮剑除魔！若天下之人皆束手缄口，或若天下之人皆功利小人，“上下交征利”，则吾邦必不日覆亡。覆巢之下，万万元元皆陷于祸中，所谓无辜者，岂非更众？李膺之行，道家所谓“正复为奇”，足当称也！
一年后，“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朝廷释放党人，但禁锢终身不得复为官，并把名字录诸黑名单。人主一贯不明，阉竖朝夕佞之，朝政日非而荼毒世人。所谓党人，皆一世之优秀人物，必不甘寂寞，不能视邦危国倾于无睹，既成水火，不可共存。
公元167年――也即李膺获释之年，该年年末，汉桓帝刘志崩于德阳殿。168年，时年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即位，后世谓之灵帝。灵帝年少，窦太后监理朝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既掌钧轴，乃共谋划剪除宦官，奈何行事不密，事半失败遭诛。其时，李膺受陈蕃等辟为长乐少府，及陈蕃、窦武事败，亦受坐免官。
陈蕃、窦武行事疏漏致遭屠戮，而若非张奂出力，宦官们也庶几不保。张奂乃戍边名将，正身洁己，统兵有方，智勇双全。张奂在边则诸胡顺服，朝延征他回京拜官，则诸胡起事，他受命返边，诸胡皆望风而降，其威如此！其助宦官，陈窦二人岂是对手！陈窦既亡，尘埃渐宁，张奂始发现自己受宦官矫诏哄骗，助小人而攻贤臣，每每深悔。于是，乃上书皇帝乞为陈窦二人正名，并赦免其门生故吏等。皇帝感其言，然询于左右阉宦，竟不得从。张奂后又力荐李膺、王畅等可为三公，宦室疾其言，复下诏责难之。其时，李膺免官在家，其党人之名则仍录于三府，他又一向与宦官为难，群小恶之不及，不肯容他位登三公尚在其次，更欲寻衅除之而后快。
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此言用于灵帝与诸宦官，最为恰当。灵帝即位时，不过一少年，其性未定，若使“与善人居”，未必不可自香。时事艰深，积难已久。群小当轴拦道，诸善人者，或不能用，如张奂、谢弼等；或遭禁锢，如李膺、杜密等；或遁于江湖，如郭泰、陈寔等。此是皇帝无福，宦官积恶，而汉室承其余殃。
皇帝受宦官左右，李膺等所谓党人，虽蒙恩免狱，但仍遭废黜禁锢。天下文人士族皆敬其高义，期望与其等交接，又恐名誉不显而见耻于人，于是互相推举美誉，乃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此事则在陈蕃、窦武遇害之前。及陈蕃、窦武倾覆，皇帝孱弱且不明是非，宦室权势更无节制。前番赦免党人，尚因时事所迫，此番朝中几无能犯上掣肘之人，而知仍有如名将张奂、重臣谢弼等归望于党人者，遂更疾恶党人之名，凡有所诏，则先重申党人所受禁锢，令大臣不得擅言、党人更须老实本分。党人所受之打压愈甚，则宦官们愈可高枕。古今常言除恶务尽，所谓恶者，又岂是恒为恶者，多数不过借势打压异己，巩固自身利益罢了。宦官们也颇明此理，是以前时便有侯览等借张成之事，横起党锢之祸。此时，侯览这厮又要借刀杀人，首起祸端，遂有结连蔓延之势，终至贤士君子血溅长空，其生者夹道相向而泣。
侯览所借之刀名曰朱并，所杀之人名曰张俭。侯览与张俭向有宿怨：大约四年前，张俭曾上诏揭露侯览和他的母亲的罪恶，此诏幸为侯览所截，是以此僚衔恨日久。朱并者，张俭之同乡，乃贩夫走卒卑鄙之徒。因嫉恨张俭轻视于己，遂为人鹰犬，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立名号，结为朋党，企图不轨。这名号也确有其事，便是前面所说“八及”，张俭居于魁首。朝廷自然捕捉之，张俭一路逃亡，直至塞外。张俭得以幸免，然其所过之处，所助其之人，皆遭株连杀戮。其“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重兵缉拿一文弱士子而不得，可以想象宦官们暴走之状。而更虑党人之势可互相萌庇，更恐其复起，于是每每侫语构陷党人于帝前。大长秋曹节更讽有司不力，奏称：“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钩党者，即党人也……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欲图社稷。”皇帝时年十四岁，向不更事，“乃可其奏”。是时，有预知消息之人劝李膺“可去矣！”而其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
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吾辈观史至此，多含热泪。悲哉！正人君子之不得善终！壮哉！慷慨赴死之义！呜呼！哀哉！天地不仁，善者难存。苟以残生祀上帝，惟祈宇内一清时！
李膺从举孝廉时，他的“风格秀整”渐为人知，而至剌史之时，应该是已经广为人知了。想必也正是从剌史开始，李膺才真正以高卓之士的身份受人尊崇。又转武职，累立战功，功兼文武，陈仲举自谓“不及”。及惩恶宦属，不畏帝威，勘正法令，小人慑惧，其名一时极扬。士人闻其高行，争相拜交，欲“与善人居”，而庶人亦皆传高名，其名望至盛隆，时人视其“若神仙也”。
又有荀爽为他驾车赶马，事后更以此事向他人炫耀，这种以景从圣贤为荣的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士人儒生与善人居的向往，另一咱则有假其盛名以谋进阶的私心。且不谓这些人究竟哪些心思与目的，李膺以其秀整风格陶物振俗，总是一股良好的社会风气。后汉名士贤人迭出，也必然是风化所至。为天下名教勘正是非的重任，李膺一肩挑之，欲达人政两清、天下光明之境，奈何折戟于执钧屑小。
如果以我们常知的阴阳理论来看，当世的情形是：贤人高士载于道，可称之为阳盛；厮台小人盈于野，则可视其为阴旺。阴阳俱大倡，若不偏不易，则亦可谓一时之幸。然而世间万物，此消彼长，方合于自然之道，以此而论，其时难免有祸乱丛生。李膺的几番浮沉却也正是在所难免，他的悲剧收场虽然令人唏嘘愤恨，却也是时势的必然，犹若彼时郭林宗徒然号哭陈仲举，吾辈亦只能眼含热泪呜呼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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