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够思考并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新奇。
最初知道王小波,还是偶尔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给李银河的情书,每一个字都不肉麻,连成了句子之后却句句甜蜜,不知怎么的,看到这些,就只觉得,他可真是个妙人儿。看完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感觉则更加深刻。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的一部杂文随笔集,这部文集共收录了五十余篇杂文,其涉及范围很是广泛,有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处境以及文化的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探讨,以及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引发的看法与思考,书的最后还包括少量的书评。而我最想说的还是他知识分子的看法。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王小波在文中也对中国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做出了概括,他认为原因有三:一则有些人没有能力,二则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三则对于话语的世界存有厌恶之情。从我并不算长生活经验来看,三种原因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拒绝沉默总是需要代价。也正是因为拒绝沉默需要付出代价,那种敢于在沉默中爆发的人才会为人们所铭记。
而杂文作家往往就是那个选择在众人的沉默中开口说话的人,他们所说出的话也往往力顶千钧,这种千钧重的话语,才是文人应有的符号,从王韬十余年笔耕不辍发表政论文针砭时弊,再到鲁迅弃医从文用一支健笔警醒国人,文人的力量可见一斑。
但是,当我们从时代问题明显的近代社会步入现代的时候,文人的风骨应当以何种方式存在便成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说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许知远,说来惭愧,我并没有看过他的书,也没有了解过他这个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我对于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拧巴。我知道我作为一个二十出头且尚未见过许多世面的人,如此评价一个见过许多世面的人或许过于武断,但我也只是说出我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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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中请来过很多嘉宾,我最喜欢的还是许知远和马东的对话,尤其是他们俩关于文化和历史观的看法。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娱乐至死,但有趣的是,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之上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观点的对立:马东认为科技发展才是时代发展的根源,而在时代的发展中,人的本性从来都没有变化过,追求娱乐一直都是人的天性,人类从未精致化,所以也就谈不上当今时代的人们相比比过去变得粗鄙;而许知远则觉得人的内心应该与时代共同进步,时代与时代终归是有区别的。
在很多人看来,许知远是一个精致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固守着文化精英的傲慢,但同时,看到一个被流行文化裹挟的社会时,又充满了愤怒,他无能为力。
王小波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一篇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士”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为“自以为道德清高,地位崇高,有资格教训别人”,而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在现代社会中过得好,最好是要忘了这种传统。至于忘掉这种传统之后该如何做,王小波也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在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
按现在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听起来的确是个不错的建议,在我看来,马东正是在用现在的标准来表现他的能力。但我无法对许知远说出这句话,当然,他自然也是不会听这句话的。他与马东的对话在当时的微博热搜榜上待了好几天,而很多观众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了马东,认为许知远傲慢的人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对许知远进行了各种语言攻击。即便是在不断强调包容的今天,人们看到与大众看法格格不入的人还是要用各种方式去阻止,去谩骂,特别是当发表这种观点的人又带了一点人们所不喜欢的特质时,这种抨击就更加激烈。
如此看来,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又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不是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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