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街头，几个中国人向一个德国人问路，当问到大概要走多久时，这个德国人没做应答，他们以为这是日耳曼民族的傲慢，没想到刚往前走几步，那个德国人却追上来说，以他们现在的速度，再走11分半就到。大伙连声谢谢之后，其中一个人好奇地问，他刚才怎么一声不吭，他说：“我得先看看你们走路的快慢，然后才能算出时间呀。”
这个例子正好阐释了德国人的“精确”主义。
德国人以讲究精确而著称，他们算得上是不精确的话不说，不精确的事不做，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很突出。
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制衣业委托一家研究所重新测量和统计德国人身材方面的数据，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制衣尺寸。精确主义直接给德国制造业注入了精密的特性。
相比之下，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差不多”，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驾驭“不确定性”的功力，同时另一方面也显示一种不求精确的负面的随意性。
我在中国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个教英语口语的美国外教有一天跟我吐槽，说他班上的学生张口闭口都是 maybe 或 probably，他听得耳朵都生茧子了，直男的他作出硬性规定，以后课堂上谁再用maybe 或 probably，就扣谁的平时分，用一次，扣5分。
我又想起，胡适和鲁迅两位大师都针对“差不多”写过文章。胡适写的是《差不多先生传》，鲁迅写的是《端午节》，两人不约而同地批评了国人这种处事马虎、不肯认真、敷衍塞责的“差不多”精神。
这种“差不多”就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与德国人讲求“精确”的国民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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