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奇事（下）

初中奇事（下）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其实早有征兆。比如六四年的四清运动，六五年的社教运动，六六年初的批“三家村”。只是由于顽固地推行“十七年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这些运动，一时难以在三中展开。

六六上半年，我们上完初一课程。休完暑假上学，清新的校风已被同学们激情消耗殆尽，校园里满是戾气。先是成立校革委会，然后成立红卫兵组织。从此以后，三中出现了类似“苏维埃”样的政权，学校一切权力归革委会了。

红卫兵成立誓师大会上，同学们群情激昂。那天气十分炎热，有个校友当时只穿了背心，红卫兵袖章不好戴，结果他硬是用扣针将皮肤和袖章别在一起，大滴大滴血立马就染红了扣针。足见同学们血性萌发之充分。

红卫兵运动立即荡涤了学校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图书馆的旧书籍被视为毒草，全都毁掉；同学们的龙头胡琴、凤尾萧，被锯掉被刮掉。

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首当其冲就是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校领导、各教研组主任、尖子老师，都成为牛鬼蛇神，受到冲击。一时间，老师们斯文扫地，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学校副校长陆秉彝，被红卫兵大字报“勒令”改名为“陆向东”。原因是，“秉彝”是拿着酒器的人。大字报说，共产党的校长应该向往革命，不应该向往花天酒地的日子。

令人痛惜的是，红卫兵同学们还前往木兰山横扫了寺庙中的牛鬼蛇神。于是庙里的菩萨被砸得东倒西歪；庙里两人抬的大锣、四人抬的大鼓全被搬回学校；庙里的道人、主持全被遣散。平日肃穆斯威严的寺庙，顷刻变得破败不堪。

紧接着，革命大串联开始。校革委会按班级分配串联的城市。我们被分到上海去取经串联。

出发那天，校工们抬着从木兰山缴获的大锣和大鼓，隆重欢送串联队伍启程。

黄陂三十车队的敞篷车将我们送到武汉。在武汉，我们又像难民似的填进去上海的绿皮火车。

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我是被人从车窗递进车厢的。车厢里堆满黑压压的人，我又被人七推八搡地踹到车厢过道中，安顿下来了。

天啦，坐火车，当年红卫兵串联完全不是坐火车，而是筑火车。

你看，那两边木条行李架上，个子矮小的缩坐在上面，一排脚垂下来，象超市货架上整齐排放的玩具猴似的。

三人座椅靠背上插坐两人，，两人座靠背上插坐一人，人扛人，象玩杂技似的。

靠窗的茶板上坐有人，三人座椅下蜷卧着人，厕所里挤满了人。过道中间人挤人，人贴人，简直让人不能转身。

没有水喝，不能上厕所。幸亏红卫兵小将身体机能好，尽管火车逢站就停，逢车就让，两天两夜，我们终于熬到了上海。

上海，灯红酒绿的上海，街上到处充斥着红旗子、红标语、红袖章，吴侬软语被游行的激昂口号掩盖了。人们的激情，不亚于“五卅”时期工运之豪情。

在上海，我们每天上街、上学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象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虔诚领悟上海红卫兵的战斗精神。

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的时候，看到那些平日里只能在银幕上景仰的电影明星，也在慷慨激昂地参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辩论。让人真真切切地地感受到博风击浪的海燕精神，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暴风雨就要来啦！

在上海串联没几天，传来毛主席就要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我们随即进京，等候毛主席的接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我们在上海北站等火车准备进京，正好遇上王洪文等人率上海造反派在安亭卧轨，进京告状。造成铁路交通受阻长达三十多个小时，在上海北站候车室两天两夜的煎熬，让我们进一步嗅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安亭事件后来成为“一月风暴”的导火索，导致全国性的夺权开始）。

到北京，自然气候十分寒冷，但是政治气候却如火如荼。全市各中小学校，各大专院校，全部设有红卫兵接待站。

红卫兵接待站全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吃饭不要钱，凭接待站发的票就餐；住宿不要钱，小将们一律在教室睡烧有暖气的地铺，都是新被子；乘车不要钱，小将都佩带专门的乘车证，上车大家齐唱“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南方的红卫兵小将还每人配了一件军大衣，足见作为文革策源地，首都人民的革命情怀。

初中奇事（下）

首都，文革时期的首都，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上贴满了大字报，公共场所成了辩论场所或批斗会场。大街上满是熙熙攘攘戴袖章的串联红卫兵。排队，吃饭、等车、照相、买纪念章、参观等等，干什么都要排队。一次同班有位男同学想红宝书，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来才发现前面是女厕所，吓得他扭头就跑。

在长安街看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巨大横幅，我们十分惊讶。

在首都工人体育馆，现场目睹了给中南局书记、原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戴高帽子、架飞机的批斗场面，我们神情愕然。

在纺织工业部，仔细阅读了批判部长陈少敏的大字报，看到蔡店人民十分敬重的陈大姐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心情十沉重。

初冬的北京，天气阴冷，尘土飞扬，出门灰头土脸的。南方人不习惯这种气候，后耒几天，我们除了去天安门广场照纪念像，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外，很少上街抄大字报取经了，一条心地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

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待站的军代表早早地催我们起床，吃完早餐，带好干粮，我们清晨六点就坐车来到西郊机场，坐在跑通两旁，等候接见。前三排都是解放军战士，后面黑压压坐的全是红卫兵。寒风里，大家齐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一首接一首，一个队拉一个队，两两对拉，比着唱文革歌曲，整个西郊机场成了歌曲的海洋！

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的车队从天安门广场开来了。前面开道的是摩托车，毛主席的敞篷车紧随其后。前三排的解放军全部手挽手地站起来了。任凭红卫兵小将如何高喊高叫，如何跳跃涌动，解放军的人墙铁籀般的锁住向前的通道。

远远望去，毛主席穿着军大衣，挥着手，雕像般的站在敞篷车上，西下斜阳，镀金般的照耀在主席身上，熠熠生辉。

毛主席的车队远去了，红卫兵小将们虽然还在喊在跳在哭，最后还是被解放军疏导回家了。

当天晚上，我激动万分地在抄大字报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半钟，我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初中奇事（下）

北京串联返校，学校就有红卫兵结队，步行串联去韶山，去井冈山，去延安，用长征精神去革命圣地朝圣。一时间，去武汉的公里上随时可见举着红旗，背着背包的红卫兵，一瘸一拐地徒步行进。

徒步串联很快被“返校闹革命”的号取代了。

1967年初，应该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外出串联的红卫兵陆续返校了。此时，校革委会完全瘫痪了，三中处于红卫兵自治时期。

红卫兵校友，对老师不再满足于串联前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批判，而是批斗谩骂带殴打。辛勤的园丁，一下子变成“猴”，可怜被人耍来耍去。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难道不是悲剧吗？

随着武汉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形势变化，三中红卫兵组织又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别，出现了“尽开颜”、“前哨”、“井岗山”、“主況浮”等大大小小的派性组织。

从此，三中红卫兵融入社会，斗争对象扩大到政府官员了。运动越深入，斗争越激烈。红卫兵运动从口诛笔伐演变成文攻武卫。

一时间，三中成了造反派的据点。小院子门窗都用砖石封起耒了，只留一个通道。院子四周房顶设有碉堡，有专人站岗瞭望。

造反派们从滠口军用仓库抢来武器，有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和歪把子轻机枪、汤姆冲锋枪、卡宾枪，还有三八大盖、苏式骑枪、汉阳造步枪，足够武装一个连。

据点里，造反派们每天擦枪、瞄准、投掷、打靶。还有的人一时性起，干脆提着机关枪，到轩河沙滩上，朝木兰山方向一阵狂射乱扫。

文革时期，红卫兵同学们童稚气末脱，却又霸气十足。从那时开始，三中祥和、文明、风雅的校风被血性、横蛮、粗野的习气代替。

整个武斗期间，学校虽说只有有一名红卫兵遭枪伤。但是，在攻打区委大楼时，如果藏在大楼中的自制炸药桶被引爆，那将成为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

这首诗高度反映了在武斗流血氛围中，红卫兵同学们的声心。

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由此，"红卫兵运动"在嘎然而止。12月份我们66、67、68届“老三届”高、初中学毕业生踏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分配到农村去接受考验。

如果说初一的学生生活是文明向上，朝气蓬勃的话，那么初二、初三的日子则是扑朔迷离、刀光剑影。初中三年，是我平淡人生，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

嗟夫！如此壮怀校园生活，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不可谓不为奇事。幸甚至哉，作文以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