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有幸被黄陂三中录取。三中的前身是晚清道明学校，属百年老校，也是省重点中学。文革前，三中高考录取率相当高，有上北大的，有上复旦的，有上武大、华工的，每年都有不少人考取重点大学。
9月1日，我乘黄陂县三十车队的班车到校报到。那时县内班车全是“解放”牌大卡车。
或许是第一次搭汽车，或许是即将投入新的生活，在树甘蔗似的车厢中，望着路边瞬间即逝的白杨，望着四周盘旋腾挪的山岚，像即将投入战场的新兵一样，我既感新鲜刺激，又觉惶恐惆怅。
黄陂三中东边与木兰山隔河相望，西边与长岭街相骈而邻。东边的木兰山像跨马戴盔的木兰将军一样雄健伟岸，而山脚下的轩河（滠水的上游），则像飘然而下的木兰织女的腰带一样婀娜多姿。
一山一水，一刚一柔，抱阴负阳，造化钟神秀，使得沐浴着缱绻氤氲之气的黄陂三中，格外灵秀。
三中校舍呈“回”字型，由大小两个院落组成。小院子主要是学校教研室和初二、初三年级的教室。
大院子则由食堂、开水房、高中部教室和学生宿舍、初一的教室和学生宿舍组成。大小院落之间由林荫大道和花园相隔。
整个学校鸟语花香，绿荫成林。院墙外，四百米跑道和几个篮球场显得格外宽敞平坦。
三中的学生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
清晨，太阳还远埋在木兰山脚下，晨曦刚露。同学们就以班为单位，沿着400米跑道跑步。
当时，学校开展一项“跑步援越抗美”的体育活动，班里每天都记录同学们跑步的里程，看谁最先跑到越南。
“铁肩担道义”，有了这种政治标杆，同学们跑步更上劲了，有的甚至晚自习后，还要再跑几圈。
上午是校园最安静的时候，教室外几乎见不到人影。上午四节课，一般都安排语数外、史地生等正课。
学生时期，肚子饿得很快，第四节课是最难熬的时候。
快要下第四节课的时候，校工先么、先员、老杜他们就抬着圆圆的大木桶，挨个教室送饭。同学们只要听到“嗵”放饭桶的声音，就不约而同地往外看。
班里有个叫易望财的同学，上课不爱听讲，地理老师常常戏说他，一望财，二望窗，三望饭，四望下课。
午饭前，全班同学还要在教室前列队，由文体委员指挥唱歌，等候生活委员分菜。
饭是每人四两的钵饭，每餐只有一勺单一的素菜，冬瓜、南瓜、白菜、萝卜水煮盐拌，轮流转。
尽管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但大家仍是精神抖擞地大声齐唱。唱得最多的歌，应该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林荫大道下，我们初一四个班级的同学列队最整齐，歌声最嘹亮，以至于成为全校的一道风景。
下午，学校基本上都是体育、唱歌、图画之类的副课。此时的校园则是一派龙腾虎跃的景像。有打篮球的，有乒乓球的，有跳高的，有掷标枪的，有唱歌的，好不热闹。
晚饭后，最有景致的地方就是开水房。全校一千多名同学相继端着脸盆，规规矩矩地排队等候校工老杜发洗澡水。没有喧嚣，没有加塞。
傍晚十分，同学们盥洗玩毕。林荫大道旁，后花园里，篮球场边，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自由活动，有交流学习心得的，有背诵课文的，有赛篮球的、有打羽毛球的。此时，天气虽值暮色黄昏，但人气却是蓬勃向上。大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校风。
晚自习，全校各个教室则是灯火通明。煤油罩子灯下，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复习或预习功课，少有交头接耳的。
晚上九点，就寝铃声响后，同学们各自地爬上上下两层的通铺睡觉，大家像伏兵一样偃旗息鼓，校园里只有蟋蟀在低吟浅唱。
周六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同学们像被铳打散了一样，连午饭都不吃就匆匆赶回家，一来筹集下周的生活费，二来回家打打牙祭。
那时，农村生活都比较困难，学生每月七块五的生活费，一般家庭很难一次交齐，有的同学只能交周餐费。有的家甚至连周餐钱都难以凑齐，只好回家背粮食，或苕或米放在饭钵送食堂蒸，一瓶腌菜吃一个礼拜。尽管学校有助学金，但杯水车薪，不是所有同学的困难都能解决。
学校到蔡店，走公路五十四里路。从十棵松超小路走梅店才五十里，回家可以吃晚饭。第二天吃完早饭，在三中读书的街坊们都陆续相伴返校。同学们带的带米，背的背苕，拎的拎腌菜，全是荷枪实弹。
周六回家快如风，周日到校慢吞吞，这倒不是说同学们厌学。而是周日返校时间比较宽裕，同学们玩性大发。有边走边吹笛子的，有上梅店逛街的；有拈花惹草的，有抓虫捉蛙的，大家玩玩闹闹，到校已近黄昏。
每逢暑假，不少同学喜欢在学校逗留一段时间，寄情周边的山水。
初中的同学大多爱在轩河游泳捉鱼。夏天，轩河的水是清清的，沙是白白的，河流宽而不急。有一种叫“沙刺”的鱼，傻瓜一样躲在沙里，一抓一条，在轩河捉鱼既过了手瘾，又饱了口福，引得同学们“乐不思蜀”。
高中的同学一般爱上木兰山观景逛庙。木兰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每年夏季，香火鼎盛，江浙一带的不少信众，都要一步一拜地进山求佛。从山脚到山顶，弯弯曲曲几千步台阶，山上丛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寺庙晨钟暮鼓，阴森威严。学长们进山一来登高望远，开襟抒怀，二来访仙问道，领悟人生。
三中的师资力量很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在黄陂教育界都是小有名气的。比如，教高中英语的王老师曾担任过周总理的秘书。数学教研组的组长代新林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随夫人来三中教书。语文老师程鉴是黄陂有名的国学大师。其他老师基本上也是大学学历。
三中，文革前的三中，我读初一时的三中，老师全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谦和敦厚，没有一点铜臭味。同学们就像含苞待放的花朵，奋发向上，没有一点功利性。学校恰是传道解惑的场所，清新自然，没有一点浮躁气。
三中的教学十分严谨。老师一般都是启发式的讲学。
语文教学，听说读写，一般以读写为主。听说又以学生探讨为主，老师点评为辅，尽量启迪学生们的形像思维，提高大家都语言表达能力。
数学教学，老师重在进行数理分析，演绎数理逻辑，不断提高同学们的逻辑思维。
教生物的杜老师，教学重在实践。教我们的生物，总是带一些标本，有植物的，有动物的。课外时间，他还经常在后花园盘花伺草，在绿化带除草整枝。
令人难忘的一堂课，是讲动物的交配。杜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公一母的青蛙，让人把班里的洗碗盆搬到讲台上，然后把两只青蛙放进盆里，让全班同学都站起来，观察青蛙交配。这些农村学生不屑一顾的自然现像，一登大雅之堂，反把同学们看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相当于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
初一的英语教学，老师倒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是老师“满堂灌”。
我们的英语老师关普甫恩是东北人。他讲课方言口音很浓，常常把“人”说成“营”。别看他汉语说得不标准，但曾经当过翻译官的他，英语却讲得非常纯正流利。
初学英语，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常常自作聪明地进行“汉译英”，比如把“香蕉”译成“粑烂啦”，“旗子”译成“福来哥”等等。关老师非常反对我们的做法。
为了扭转这种“汉译英”的学风，关老师要求每个单词都要对口型。
一次，关老师在对口型时，一龇牙，白白的牙齿上，报出一条青青的菜。
班里一个叫猴子的同学突然笑起来了。关老师让他站起来，笑着问他“你一个营笑什么？”
“老师，您您您牙齿上有菜叶。”猴子迟疑地回答。
“c党，c党。”老师忙让他坐下来。一边向同学们道歉，一边捂嘴去掉菜叶。
初一的学生生活，我们就是在这种既长知识，又充满乐趣的时光中度过。
如果说初一的学生生活朝气蓬勃的话，那么接下来初二的日子则是刀光剑影，而初三的日子却是百无聊赖。初中三年，在我平淡人生，应该是最为跌宕起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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