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英国史23[完]：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已修改]

  [诞生了摇滚的一代]

    20世纪的英国史的阅读，一直在艾尔顿·约翰的歌声陪伴之中。他是我最喜欢的英语歌手之一，时过经年，情有独钟，爱不释“耳”。那悠扬的曲调、绅士般的台风、轻松的画面感和张力超凡的配器，每每聆听，都带给我美妙体验。

    虽然英语水平不支持歌词的理解，但必须辩解的是：好音乐是不需要翻译的，只要耳边响起，自然同频共振。

    艾尔顿·赫拉克勒斯·约翰（Sir Elton Hercules John），1947年3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为英国皇家空军上尉，歌手、曲作者、钢琴演奏者、演员、慈善家，他也是约翰·列侬的同时人、好友。 

艾尔顿 约翰唱片封面（个人收藏）

    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1940年10月9日—1980年12月8日），出生于英国利物浦，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主要成员， 摇滚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他是战后西方摇滚乐的开创者。父亲是船员服务生，常年出海，很少回家。在约翰·列侬三岁的时候，父亲将这对母子抛弃，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是学校的捣乱分子。15岁那年，母亲给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于是，他在好友皮特家里找到了一块搓衣板和一个茶叶箱，在箱子里塞上一个扫帚把，用弦的一头系在扫帚的一端，另一头系在茶叶箱的另一边，拨弦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低音提琴，组建了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多次改名，后来有人建议起名‘甲壳虫’，这算是后来乐队知名的名字之一。但是，列侬不仅把乐队改名‘披头士’，暗合‘垮掉的一代’之意。1960年8月，乐队启程去汉堡演出，大获成功。1964年赴美演出。直至1970年解散。1980年列侬在纽约被枪杀。”

约翰 列侬唱片封面（个人收藏）

    摇滚乐是战后西方文艺界风暴般的文化现象。摇滚乐手一般都兼有诗人气质。同时代的美国摇滚乐手鲍勃·迪伦（1941年生）甚至歌词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让全球艺术界对摇滚再度刮目相看。

    20世纪的人类文明，遭遇太多的“大事件”：战争和战争危机，科技和它的双刃剑功能，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和国家建立，“冷战”以及“后殖民”时代。

    回想到此，《不是我不明白》中的经典歌词总会反复回旋，“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人们迷失在传统的若隐若现中，迷失在现实的价值多元和快速流动中，迷失在许多“看不懂”“说不上”的现实焦虑中，从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到战后摇滚乐手的“垮掉的一代”。应接不暇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让你感觉好似进入霓虹灯快速闪动的歌舞厅，总是在参与，又似被裹挟。城市化的高度集中，人们不但深感在自身的生命中、更是在历史文化的追忆之中，感到了从此失去田园，失去家乡，终将他乡作故乡，再不能从容面对，更少有牧歌式的悠扬。

披头士乐队全体成员

    [总要有人“仰望星空”]

    德国思想家、欧洲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墓碑之上，被刻上了这么一段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出自《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伊曼努尔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

     20世纪英国的经济理论，经历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创立的剑桥学派提出的局部均衡论、凯恩斯（1883—1946）干预主义理论到货币主义三个主要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曾经在剑桥大学就读，1908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主要讲授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1923年著《货币改革论》，他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思想初露端倪。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提出改进资本主义理论的口号。1930年代，面对失业问题，他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半年以至一年内还将有100万以上的人失业，因此我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一些激进的政策还是值得试一试的。”他积极鼓励投资，“如果你没有任何门路去花钱，那就雇人挖地洞，然后再把地洞填起来。”1931年，他在一次有关失业问题的讲话中推断说，“要是你节约5先令，就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反过来，要是你购买商品，你就会增加就业。按这一比例，1，2亿英镑的财政赤字不可以解决英国的失业问题。”对美国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的观察，也给他许多思想和启发。

凯恩斯在工作中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对经济危机思索的代表性成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然，由于战争逼近，这一理论到1939年其影响依然有限。世界大战的经历，也等于是给英国人上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课，1944年，英国政府公布就公布了政策白皮书，表明政府对失业会承担责任，表明凯恩斯理论为英国官方接受。战后，英国在经济恢复以后，便开始实施凯恩斯主义，直至1973年石油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此后，为货币主义取代。

    当然，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当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时候，凯恩斯先生已经长眠在另外的一个世界。另外的例子就是流亡南美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一生反纳粹，却在纳粹倒台前，夫妇双双自杀，终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遗憾留在了另外的世界。

    20世纪的英国经济学理论作弄人，此次是奇妙地表现为世纪初和世纪后的“闭合回路”。凯恩斯主义之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畅行其道。而当凯恩斯主义方兴未艾之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收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1899—1992）就提出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哈耶克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的理论也以修复凯恩斯主义弊端的方式在西方广泛推行。这也可以理解为自由经济理论另一种回归。

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走向平等和个性]

    1901年，英国人口约4150万。此前人口快速增长，仅19世纪英国人口就增长了4倍。20世纪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主要是出生率下降，妇女婚龄提高，避孕措施普及。19世纪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人口大量向工业区域流动，农业区人口骤减，大城市人口膨胀，伦敦作为金融、商业和服务中心，集中了大量人口。20世纪则出现了两个明显趋势，一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动，二是由城市向农村移动。这体现出“后工业化”迹象。

    20世纪英国人口流动，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非白种人口数量大增，主要来自英国殖民地移民，引发英国社会问题。

    职业化的人口分布，在20世纪的英国也体现出这样的趋势：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口增加。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工作人员总数增加，1987年的英国服务部门人口占全体劳动人口的67，8%，这表明“消费社会”正在英国形成。

英国妇女鼓动男性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报

    战争冲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加上职业化的趋势，使得英国中等阶层上升且人数增加。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上层和中层界限模糊。挤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例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管、银行高管、科学和技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社会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

    20世纪的英国社会，也呈现着职业化对等级化的冲击，当然这种演化在这个注重传统的社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伦敦音”或“牛津音”就是一个侧面的反映，《动物庄园》作者奥威尔曾经就因为自己的贵族口音，在化装成社会义愤体验贫穷人生活中遇到烦恼。“除体力劳动之外，语言是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工人阶级说话总带有很浓的乡土口音，语汇也比较粗鲁；受过教育的人从小就讲‘牛津英语’，这使他们长大了能从语音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在英国，说话的口音很能表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新上任的部门主管第一次召集自己的下属说话，只要他一开口，就能让人知道他的阶级背景：他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接受过什么教育，几乎都可从口音中听出来。”

戴安娜王妃出嫁（1981年）

    在社会史的阅读中，这样的描述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对于中等阶级来说，工资、职位、家庭摆设、文化趣味等等都是社会地位的表现。20世纪初，拥有家庭女仆是中等阶级的显著标志，一个中等阶级家庭可能不如一个有手艺的技术工人收入高，但他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不可以没有女仆。”

    二战前，家用电器开始取代女仆的标志，也同样表明中等阶级不必动手做劳务。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往往是中等阶级的奋斗目标。因为在英国的上层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毕业地私立学校，特别是几所最好的公学，如伊顿、哈罗、拉格比。“1920—1940年间，保守党议员至少68%的人毕业于私人学校，仅伊顿毕业生就占了27，5%”。“1929年通过公开考试进入高级文字队伍的人中，有四分之一毕业于英国12所著名的私立学校；10年后，这一比例仍然是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大约七分之一毕业于其他各类公学。”

    在20世纪初，英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土地依然是最坚实的财产，也是财富的标志。贵族、金融家在社会的最高端，中等阶层不断扩大。莫尼在1905年出版的《富与贫》中写道，“国家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九分之一享有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联合王国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私立学校就读、旅游、私人汽车、住宅外的草坪和室内的装修，都是中产阶级财富的象征。

    同时，贫穷也是社会主要问题之一，政府比过去更加关注福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工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越来越在工会组织上有序并持续地进行。工人和工会的争取，在英国取得进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工党地位的上升，在议会道路的进程中，工党在20世纪曾多次上台组阁，如一战后的麦克唐纳、二战后的艾德礼，以及世纪开的布莱尔政府。

    20世纪是英国妇女取得独立、摆脱家庭束缚的世纪，最突破的是在政治领域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这与战争的爆发有直接的关系。战争之中，成年男子在前线作战，后方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妇女承担更多。战争带来大量伤亡，战后的恢复和伤残的照顾中，妇女占据优势。工业革命的深化和扩展，使得更多职业更加适于女性。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妇女的一席之地，不可忽缺。离婚率上升、晚婚少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妇女地位的上升。

戴安娜王妃生前照片（1997年死于车祸，巴黎，狗仔队追逐途中的交通意外）

    家庭的规模，在20世纪开始明显缩小。夫妻关系变得比较平等，男性中心开始动摇，仆役消失，妻子参加工作，都体现了平等。长辈和晚辈间的关系也变得平等，父母更多的不是以家长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子女从小养成独立习惯，在进入大学之前就事实上脱离了家庭。由于职业化和流动的加速，亲戚关系开始疏远，亲情越来越淡。

约翰 列侬宣传照

    20世纪的英国政治和社会继续走向世俗化，宗教的影响持续下降。不在教堂举行的世俗婚礼增多，周日参加礼拜的人数持续减少，许多年轻人不参加教会。人们对宗教的虔诚消退，但多数人依然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教会也意识到这一趋势，于是谋求更多作为，包括更多参与济贫、教育、医疗和社会事务。

    当然，我们在观察的英国种种社会现象和趋势的同时，自然要想到，“后工业化”的国家，但凡坚持了自由市场理论并获得高速发展的社会，这些环节和现象可能都要“潇洒走一回”，英国人只不过“先走了一步”罢了。这应该就是历史阅读的价值之一。茅海建在《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成功的经验，而是失败的借鉴。

    [挥之不去说“分手”]

    有人总是好没道理却振振有词的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以证明自己知晓历史的规律和奥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可是，我们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外部世界，多的是分，少的是合，有的国家总是纠结于分分合合之间。一战前，世界上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不过几十个，但二战后至今世界上新生了一百多个国家，至今主权国家应该离二百个这个数字不太远了吧。

    这些国家都是怎么产生的呢？总体都是来源于“分手”，“分离”自殖民地时代的宗主国，“分手”自原先“说好不分手”的统一的国度，“分手”自从农牧时代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地区。只有少数和例外，例如以色列，它是亘古未有先例的“重建”。而英国则是典型地介于分分合合之间的状态。

    20世纪的英国社会问题更加多元和复杂。爱尔兰持续要求独立并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地区，犹太人定居和复国，有色人种大量进入英国本土，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给英国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都带来很大的危机。

    战争大大削弱了英国实力，后起的大国、尤其是美国对英国殖民政策与势力的打击，时代潮流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解放浪潮，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持续加强带来了独立倾向，这些都预示着“日不落帝国”终将“落下”。

    其中，关于各殖民地的“解放故事”，此处不详记，因为这样的表述往往有话语权的不同，而历史叙述的“中立”或“客观”总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印度圣雄甘地（1869-1948，出生于印度，就读于英国，工作于南非，在印度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终致印度实现独立）

    自治领的分离，是大英帝国非常头痛的问题。1914年，英国参战，自治领均无异议。但是一战结束后，分离倾向明显。1921年帝国会议上，各自治领不愿意修宪，以抵触将帝国建立为“联邦制国家”。

    1921年11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派出代表，与英国代表共同出席华盛顿国际会议，自治领国际地位提高。1923年3月2日，加拿大在没有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与美国缔结《渔业权条约》，这是一个罕见的事件，且被帝国会议确认。同时，1923年的帝国会议还赋予所有自治领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这使“自治领的个性已达到极致”。

    自治领在对外派驻代表的问题上，与大英帝国也发生的冲突。1924年爱尔兰向美国派驻外交代表，加拿大接着援例。1926年，加拿大派出驻美公使，1928年派出驻法公使，1929年派出驻日公使。南非也跟随于1930年派出驻美、荷兰和意大利公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时对此不予认同，没有采取类似行动。

    为此，1926、1929年先后召开帝国会议，就自治领的权力权限讨论，形成文件。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确认：自治领与英国具有平等地位，享有完全独立的立法权，这就是英联邦形成的标志。此时，英联邦包括英国和自治领，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爱尔兰和纽芬兰。1931年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英联邦国家之间确立了许多双边互惠贸易文件，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特惠制度。此后，英镑区组建，英镑在国际金融中的中心地位得到维护。

    二战的爆发，对英联邦是又一个考验。最初自治领均一致同意与英国共进退，即使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也表现了同仇敌忾的态度。在参战问题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为积极。1939年9月3日晚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宣布，“英国已经参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处于战争状态。”但加拿大和南非就出现了态度的反复，爱尔兰甚至保持了中立。当然战争过程中，各国军队有合作方面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英联邦对于英国一方在二战中的主力贡献是明显的。

    大批的黑人应征，与白人并肩作战，使他们文化素质、军事技能和英语水平获得提高。更重要的是，黑人士兵原先对白人的神秘感和恐惧感逐渐消失。他们真切地认识到人人平等，而与肤色无关。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性。

    战后的英联邦，范围扩大，接纳了许多非白人新兴国家进入自治领，这是被迫允许殖民地独立的缓冲，好比“友好的分手”，但从此也不是“形同陌路”。在大英帝国衰落和崩溃的路途之上，三大洲涌现了许多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英国间接地制造了这些国家，这些被历史称为“后殖民”的国家。这些国家被动地带英国带入现代工业文明，身后的殖民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拖着长长的无法摆脱的说不上好或坏的影子。

    如果说一战及战后的英国还拥有主导性话语权的话，那么二战有及战后，英国外交和战后全球治理话语权则是大大减弱了，许多主张是在“大国一致”原则下，与美国共同拥有的。“光荣孤立”早已沉寂在历史教科书中，“与美同行”，对于欧洲和世界局势“左顾右盼”，是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常态。

    [新世纪的迷思]

    21世纪的英国，面临若干棘手问题，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

  一是英国的经济。2014年经济增长率接近3%，国民经济问题排名世界第五，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但是本世纪在接下来的时段里，巴西、印度、俄罗斯都有可能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对英国也会对英国的名次形成挑战。

    二是“脱欧”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中，英国是受到影响最小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人普遍感到这是因为没有加入欧元区，加剧了英国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抵触情绪。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以微弱多数通过“脱欧”，卡梅伦被迫辞职，新任保守党党首特雷莎·梅接任首相，她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英国要在融入欧洲43年后退出欧盟。欧洲联合的主要倡导者有它，而离开时，却也只有它，形单影只。问题在于，脱欧之后，英国要去向哪里？

    三是“分手”在持续。早在1923年，南部的爱尔兰26个郡已经结伴离去，英国已经更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如今，与英国“脱欧”好像唱对台戏，苏格兰日益谋求“脱英”。双方在一起生活了三百多年了，基本没有太大的龌龊，虽然2015年的苏格兰全民公投没有成功。但是，公投并没有次数规定，英国也不存在反对国家分裂的法律。

    一旦苏格兰脱英成功，那么北爱尔兰和威尔士何去何从呢？未来的英国，如果退回到曾经的英格兰，联合王国也许就不存在了。

英文歌坛常青树艾尔顿 约翰  ，他同时以慈善事业著称于世

    艾尔顿·约翰的歌声在飘荡，时而低吟，时而呐喊，时而激昂，时而哭泣。

    最打动我的是一首《Sacrifice》（1990年，中译《牺牲》或《绝情》），“明明觉得只是顺耳，却不知不觉听出了眼泪”，难道，这就是乐评人笔下“面向过往做出告别”的感觉吗？

    英国会和罗马一样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吗？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白居易（772—846）长庆二年（822年）赴任杭州刺史途中所作。

    [注] 自《英国史》（卷六/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第二篇经济1—6章20世纪经济理论/落日余晖/“馅饼”与“餐刀”/走向干预/改弦更张/复兴与危机；第三篇 社会 1-6章 人、职业和阶级/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工会、劳工运动和劳工立法/家庭、妇女、两性关系/宗教与教育/社会冲突、治安和犯罪；第四篇 帝国与联邦 1-4章巩固帝国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从英帝国到英联邦；第五篇 外交 1-5章均势、现实与理想/二战中的外交和影响/从波茨坦到冷战/大调整时代/布莱尔的战争和外交；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1-4章 20世纪的思想遗产/文学、音乐和艺术/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学术与科学；尾声：21世纪的挑战）

《英国史》卷六内装封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