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位外国作家罗伯特.林德的一篇文章，看到这样的句子：“成千上万的男女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也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乌鸦和画眉的啼鸣有什么不同。”
我想，世界上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区别的人多了；但不知道这个区别的人，却有可能知道乌鸦和画眉鸟的区别，比如岁利哥。
岁利哥是母亲娘家的一个远亲，自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管我的母亲叫“姑”，而且从来不叫姑不说话。因了这一点，母亲常说：“你们不要看岁利老实，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懂的。”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常常抿着嘴在一旁偷偷笑，一想到岁利哥那憨憨傻傻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的想笑，不知母亲究竟为什么，却老护着自己这个表弟。
岁利哥的确长得丑，他的头又扁又长，像一个大窝瓜，眼睛挤起来，眯成了一条缝，嘴巴厚厚的，牙长得还算整齐。最能遮丑的是他的头发，又黑又浓密，在这一头黑发的陪衬下，面部才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加之他每次出门，都要拿梳子细细梳头，把头发弄得顺顺贴贴。我们一群小孩子看见他，总要嘲笑他用口水呡头发，他也总是憨憨的笑着，从不反驳我们。
岁利哥比我和小伙伴们大好几岁，同龄的不愿意和他玩，嫌弃他反应慢，人长得呆丑；于是他只能和我们一班小的在一起，我们嘲弄他，拿他当笑料，他也不在乎。还常常帮我们拿东西，比如我们去地里摘柿子，一路上拿竹竿的肯定是他，去了以后，小的们爬不了树，最后爬树的还是他，他三下两下抱着树干爬上去，摘了软乎乎的柿子用竹竿挑着布袋给我们送到树下。
春天的时候，岁利哥还带着我们一班孩子掏鸟蛋，几个小的在树下架着他往树上爬，好不容易够着了，抓着了鸟蛋，但岁利哥的手被鸟窝里的草扎了，痛的他“哎吆”一声，仰头从树上掉了下来，架着他的几个小的也摔了个四仰八叉。鸟蛋打了，鸟窝也散了。我们哄笑着，又往别处搜寻去了。这时候，是决然没有人随意说岁利哥什么的，孩子么，掏鸟蛋就为了找乐子，至于掏到掏不到，倒不是十分在意。
有时候，鸟儿在林子里发出清脆的叫声，一唱一和的，透过树叶的缝隙从树丛里传出来，引得我们走到这棵树下就停下来，这样的树上，十有八九是有鸟窝的。可是这种情况，岁利哥却常常不愿意上去，他说，鸟儿叫的这么好听，自己下不了手。他还说，这鸟儿就是画眉鸟，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家院子里就有这样的一窝鸟，是他母亲教他认识画眉鸟的。
岁利哥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点儿的，都不说话。我们整天混在一起玩，回到家里都有妈妈，有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可是岁利哥老早就没有了爸爸，他的爸爸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我们队赫赫有名的队长，早些年乡里修水库，在用炸药爆破石头时，队长亲自上手了；但因为引爆炸药的引线太短，他爸爸来不及跑远，炸药就爆炸了，当场炸断了一只胳膊，人还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过年时，岁利哥家门上挂了块红底的牌子：革命烈属。
岁利哥的妈妈，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东西，我们这里的人管这种病叫“鸡宿（xiu）眼”，意思跟家里养的鸡一样，天黑了眼睛就瞎了。因为眼睛不好，她三天两头的就把自己走丢了。岁利哥的爸爸活着时，还有人操心照应，天黑了关起院门不让她出去；可是后来，孤儿寡母的，娘儿几个还要活下去，地里总还有活等着干。他妈妈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一天天的向前熬着。
在岁利哥的爸爸因公牺牲后第五年，岁利哥十一岁这年秋天，天刚麻擦黑，他妈妈从地里背着半口袋掰好的玉米棒子急急往回走。深秋的天，说黑就黑，突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经过村外的水塘边，黑灯瞎火的，一脚踩空滑进水塘里，掉下去淹死了，从此留下岁利哥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
岁利哥的两个姐姐后来都相继出嫁了，留下他一个人守着原来的家单独过日子。大姐嫁给了一名警察，据说还是狱警，跟犯人打交道的那种。因此岁利哥有几件衣服，是他姐夫穿剩穿旧了的警察服，颜色早已经褪了，摘去了领徽和胸前袖口的标志，成为一件日常的衣服。可是岁利哥每次穿上这件曾经的警服，都显得格外精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加上他梳理整齐的头发，透出一股威风凛凛的样子，惹得我们都跟在他后面，走的整整齐齐的，也没有人嘲笑他。那一刻，岁利哥在我们心中，形象是最高大的。
虽然有警察服穿，可是大姐和姐夫离家远，平时顾不得照顾他，只在过年过节有时间回来，给岁利哥改善一下生活。于是平时照顾岁利哥的责任，自然而然落在了二姐身上。
岁利哥的二姐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包工头，家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二姐生来仔细，对自己都有些舍不得，更别说对岁利哥了。因此虽然二姐家并不缺钱，但岁利哥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宽展，今天没了醋，明天没了盐，有时还要去隔壁家借来着。
二姐偶尔也会叫岁利哥去她家吃饭，那一定是二姐夫又完成了一桩生意，回家来酬谢那些跟着他干活的乡亲们，岁利哥也因此跟着沾光，能吃几顿好饭；请客剩下的饭菜，二姐夫也会让他带回家，接下来几天的日子也好应付。二姐夫经常叮嘱二姐，让她照顾好岁利哥，但是二姐仔细惯了，今天大方一次，明天又舍不得了。但是，二姐做得最好的，是给岁利哥洗衣服很及时，她家有洗衣机，每次都把岁利哥的脏衣服搜集一大堆，过几天洗一次。因此岁利哥虽然没有娘，却不像其他没娘的孩子搞得浑身脏兮兮的，他穿的干干净净的，衣服上还有一股山丹丹洗衣粉的香味呢。
这样说来，岁利哥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平时一个人在家起火，饥一顿饱一顿的，大姐回来了，改善几天伙食；大姐走了，接着自己过日子，说不定哪天，二姐又来叫吃饭了。我们一群小伙伴，谁家有了好吃的，大人也不忘让给岁利哥送去一口。母亲总说：“岁利人傻心不傻，谁对他好，他都记着呢。”
童年的日子就这样一日日向前流过，摘完了那年春天的槐花，偷过了夏天果园里的苹果，秋天到来了，大雁南飞的时候，我们一个个进了学校，开始上学了，校门外就剩下岁利哥一个人孤单的身影，像离群的大雁。
每天早上，我们去上学，岁利哥就等在大队部门口，帮我们背书包，常常是身上左右斜背着好几个绿色的书包，像被五花大绑了似的。我们都空手走在前天，却还要回过头来笑他，他也咧着嘴傻乎乎的跟着笑着，一直跟着我们到学校门口，卸了书包，眼巴巴看着我们进去了，还伸长脖子向门里头瞅着。
我们在学校的围墙里上学，他在学校的围墙外张望，看大门的老爷爷是本村人，认识他，看他可怜，也不赶他走，有时还把自己捡到的一本书给了他，也不管他识字不识字。等到我们放学出来，看到岁利哥坐在学校门口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拿着一本书，认认真真的看着。我跑过去一看，发现字的方向不对么——原来把书拿反了。他津津有味看着的，是书里面的某个插图。一段时间，这又成为我们嘲笑岁利哥的新话题。
时间就这样，在一日日的平淡中过去，转眼之间，我们一群小毛孩马上小学毕业，岁利哥也长成了毛头小子。
小学毕业前的这年春天，半路上，我们班里转来一个女同学，瘦高瘦高的，长得非常漂亮，看起来比我们一班同学，都要大上几岁。没过几天，就有人私底下悄悄说，这个女孩是从山里来的，她姐姐嫁到了我们这里，把她领了出来，以高价答应把她嫁给别人。而这个愿意出高价的人家，竟然是岁利哥的大姐，换句话来说，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其实就是岁利哥未过门的媳妇。
我那时候小，还不懂事，可是班里有几个大一些的，有事没事，就会围着那个女孩，说一些风凉话，还指着学校大门口岁利哥常在的那个方向，不屑地笑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那个女孩哭着跑出了教室，第二天再也没有来上课。
岁利哥依然跟着我们上学放学，傻傻的，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有时我们放学了，走在回家的路上，逗他:“岁利哥，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了？”他憨憨一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又有人问他:“你想娶媳妇不？”他好像被问的害了羞，这回挠挠头，不回答了。一路上看见蝴蝶也不追，像是有了心事。
再过了一段日子，又听说，岁利哥的婚事黄了，大约是那个女孩嫌弃岁利哥长得丑，哭闹着要回老家，她姐姐姐夫良心发现，把巨额彩礼钱退还给了岁利哥家，但最终还是快速给她在当地找了个人家，嫁出去了。姐姐姐夫最终还是落下了一笔彩礼钱，尽管比起岁利哥家给的，要少很多很多。
岁利哥娶媳妇这件事过去不久，我小学毕业了。家里人给我转学到离家十里地的乡中读初中，那群小伙伴，有的还留在村里的“戴帽中学”继续念书，有的老早就不上学了。听还在上学的几个说，岁利哥也不跟着他们了，被二姐夫安排到工地干活去了。这样有好几年，我都没有见到岁利哥。听母亲说，有时雨天，工地上停工，他回到村里来，依旧会到我家串门，母亲把我用旧了的课本，还有我拿回家的一些连环画给他看，他在院子里一口气坐着看完，一遍看还一边“咯咯”笑呢。还问母亲，我什么时候回来，说他想我了。临走还交待我母亲，我拿回家的书都给他留着，不要扔了。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家听母亲说，岁利哥不久前结婚了，娶上了媳妇，媳妇是大姐亲自去山里找来的，人很聪明，就是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瘸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大姐买了一头猪，请了全村人办酒席，喝光了村中间光头小卖部里的酒，给岁利哥办了一个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婚礼。大家都说，可怜娃终于有人知冷知热了。
后来我在小卖部门口遇见一个瘸腿的女子，头上别了一个红色的玻璃卡子，闪闪发亮，她手里拿着一包盐，正朝岁利哥家老屋的方向走。我走到她跟前停下，她也停下来看着我，虽然没有见过面，我俩却并不感到陌生。我笑着问她:“姐，我岁利哥在屋没？”她回答我:“你哥在工地干活去了，过几天就回来。”简单几句话，我们俩就聊上了，我也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照顾岁利哥生活的人。可惜的是，一直到暑假结束，岁利哥都没有回来。二姐夫倒是见了一回，他说，现在外面商品房太抢手，一天一个价，工地上活太忙，不敢放工人回来。
……
生活日日向前，匆匆流逝，屈指一数，竟然有十多年不曾见过岁利哥。期间有关他的消息倒是没有断，都是从母亲那儿断断续续听来的。岁利哥媳妇不会生孩子，结婚多年还是他们两个人；岁利哥盖新房了，修成气派的两层楼；岁利哥还在工地干活，左手的一根手指被钢筋压断了；岁利哥的口粮地被乡政府征了，赔了好几万。总之，有好的，有坏的，有悲的，有喜的，恰如生活的歌，起起伏伏，波波折折。
去年过年，我带着孩子回老家，车子开过村中间的时候，我看到原来的小卖部，已经扩建并改名为“生活超市”，光头戴着假发，在门口理货，为过年囤积的货物靠着墙，已经快堆到大路上了。门前水泥廊檐下，一堆下象棋的吵的正热闹，有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一只狮子狗，一身脏兮兮的卷毛，懒洋洋地躺在街道中间，怎么按喇叭都不动。印象里宽阔的村中间道路，竟然有些拥堵，这是我的家乡，又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了。
我坐在车上，内心颇有些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正想着要不要下去把那只卷毛狗赶走，刚才围着象棋看热闹的人群里，走出来一个人，弯下腰冲着狗踢了两脚——那只狗终于被吓跑了。那人从车前绕到驾驶室旁边，隔着窗玻璃朝我憨憨的笑着，大窝瓜头，眯眯眼，厚嘴唇，一动不动的站着，穿着并不合身的警察衣服。这不是岁利哥，还能是谁？一瞬间，我的眼睛竟有点湿润。
老了的岁利哥一点也没变，虽然脸上的皱纹，少了一根指头的左手，不甚合适的衣服，都在向我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但他那几十年不变的憨态可掬的笑容，竟然让我有种回到童年的心安，扫去我先前心理上的些许不适。而他，竟然对我儿子带回家的动漫书表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双手捧着书如痴如醉爱不释手的样子，像极了他十来岁时的傻样。可是我再也不敢说他傻，这样一个一辈子都爱书的不识字的人，他真的傻吗？我一时间没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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