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文化研究 第248期
作者：宋治清
编辑：秦陇华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石鼓 | 图源网络
中国文化艺术节的会徽图案是石鼓鼓面上放一只五指散开的人手。我认为寓意深刻，伟大的中华民族巨手捧着石鼓，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标志之一的石鼓竟经沧桑风雨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要说故石鼓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了。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上就有石鼓的碑石记载，《耀州志》第455页“石鼓文碑”条款下记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刻立，石碑共有四块，分为序、文、音释、歌颂以及左重耀集柳公权书法所撰写《石鼓文铭》五部分。《序》为耀州知州唐翰辅所撰，略谓石鼓文抄本系左佩玄家藏，得之于苏文忠公（苏轼）。据专家考证，国内保存字十最多的《石鼓文》即为药王山所藏的石鼓文。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陕西日报》周末版多次刊载了汉中市政协尹博灵的文章。尹博灵在药王山住了一周，经过反复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药王山石鼓文碑，重新拓印送南京专家审阅，获得承认，他的研究石鼓文的书终于得到南京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后被日本人以5 万元购买了其书版权。终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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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陕西凤翔府天兴（即陈仓）三畴原出土了十个鼓形石，这就是著名的亘古未有的石鼓。石鼓上刻有籀文（大篆）四言诗，每块十句为一组。发现时已残缺不全，其内容和刻石的年代众说纷纭。周宣王太史籀曾对金文进行了改造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叫“籀文”，俗称“蝌蚪文”。石鼓文是后世流传字数保存比较多且完整的书法遗迹。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唐人张怀权认为 是周宣王打猎大狩所作，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韦应物在《石鼓歌》中写到：
“周宣王打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惶惶。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拓其文，既喜既扫黑白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兮相纪错，乃是宣王之史臣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寂寞。
秦家住龙还刻石，碣石芝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尤其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韩愈在石鼓文中写到：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乃石鼓何。
周刚凌迟四海沸，宣王奋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纫佩明相磨。
搜于岐阳聘雄峨，从臣才艺咸第一。
拣宣篆刻留山阿，鱼淋日炙野火燎。
鬼物守护烦捣呵，公从何处得纸本。
发尽备见差讹辞，严意密读难晓字。”
宋朝人董适、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所作。宋朝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中设了三个疑点，但不认为是周宣完王时期史籀所作。他所见时仅485字，后人所见则更少。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是先秦的产物，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金人马定国认为是北朝时期的产物，叙述当时贵族驻跸游猎生活。近代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的产物，与韦应物、韩愈的说法相差不大。公元前765年至公元前761年与周旋王时期相差17年。马衡认为是秦穆公时所刻，即公元前657年至公元前621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断言，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刻，也就是 公元前70年，立于三畴原。距周宣王更近，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时大手笔。请乾隆十五年下令摹勒石鼓十枚，和原物一样，放置辟雍即现在北京雍和宫、国子监内以便人们拓印。于是石鼓文拓片有新旧两种。石鼓文拓片唐代就有，但没有留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文拓片被民国时秦文锦出售给日本东京何井全卢氏。社会上流 传的早期拓片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天一阁存藏的北宋拓片有422字，为国内字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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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师法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石鼓共有十只，每只高2尺，直径1尺多，形象似鼓，上细下粗，顶微圆，光为碣壮，铭文中多言渔猎事，故称《猎碣》，以籀文刻十首，一组四言诗，其字多有磨灭，第九鼓已无一字，其书法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严谨工整，善用中锋，笔画粗细，基本一致，有结构对称平整，有的参差不齐，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左右上下的堰仰关系，笔力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堪称别举奇彩和独具风神。康有为称其为“如金田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彩。其书法是大篆向小篆过度时期的文字。”吴大澄、吴昌硕皆的字源于此。
贞观元年，陕西宝鸡三畴原出土了十只石鼓，当时的凤翔府太守朱庆馀移到凤翔孔庙内保存。石鼓第一次被官家收藏，人们无意中发现 这个体形庞大，直径一尺的十个鼓，其形鼓圆而见方，上小下大，中间微突，惊奇的是鼓上可刻有文字，十个鼓无一例外，没有人能看懂，每个鼓刻的字数不等，每个鼓上的字二寸见方，风格独特，不象西周金文，也不象秦小篆那么规范，字体开朗，圆润工整，是稀世之物。金石学家称石鼓文属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是是小篆。这些字已2700多年 ，展现了秦统一中国前一段为人所不知的历史，石鼓走进凤翔文庙90年后，唐朝地方政权分裂中形成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战火中石鼓散落于民间，让人醉心的石鼓不见了，对石鼓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仅见到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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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读诗时读到唐朝大文豪韩愈的《石鼓歌》引起了他的兴趣，下达圣旨，决心找到前朝遗失的石鼓。北宋有一官员司马池历时几年走便各地终于在陕西关中找回了九只石鼓，而不是十只，惟独唐代收藏的“乍原鼓”下落不明。于是，宋仁宗张榜天下悬赏寻找。北宋时有一名金石学家向传师研究太师石鼓文拓片时发现了“乍原鼓”的拓片，找到了太师拓片的出处。原来石鼓散落后被太师收藏，拓片正是出自那里，于是，他找朋友打探太师的下落。终于得知太师远居关中，立即备马出发，马不亭蹄直奔关中。感到太师的村庄后，但太师半年前全家死亡于一场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传染把太师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了。随后他住在这个房子附近继续寻找。向传师投宿的人家是屠户，第二天他起身时听见屠户“锵锵”的磨刀声，当他看到后院的磨刀石时，他惊呆了。原来那块磨刀石就是他日思暮想的“乍原鼓”。作了磨刀石的“乍原鼓”已经是面目全非，被乡民削胯为石臼用来舂米，诗句只剩四个字，向传师和屠户讨价还价，最终是向传师的一封信被凤翔府收到，于是，向传师和“乍原鼓”被接到凤翔府，在送往朝廷。向传师寻找石鼓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获得一整套石鼓的拓片，这时已是北宋全佑四年（公元1052年）。距石鼓丢失的公元814年已经238年了。“乍原鼓”被送往朝廷后，宋徽宗是有名的书画皇帝和金石诳，临摹 石鼓文后为石鼓作了一件好事情，那就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用黄金填注了石鼓文，阻止了皇亲国戚继续临摹，减少石鼓的人为磨损和自然风化，起到了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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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5年，金兵打进卞京，在“靖康之边”时，徽、钦二宗被金兵虏去，押解北方荒漠囚禁，石鼓被运到了燕京。可以想象，被徽、钦二宗装饰的金碧辉煌的石鼓肯定被金人视为宝物，千里迢迢运到燕京后，可是金人不识石鼓的价值，只是剔取了石鼓文里的黄金，石鼓被赤裸裸的丢弃。
发现和再次发现收集石鼓的人叫虞集，是北京国子监的教授。他发现石鼓是公元1300年以后的事情。石鼓从宋朝丢失到再次发现整整过了200年，再次发现的深陷在泥潭中。虞集派人把十个石鼓先后挖出，放在国子监院内。这时石鼓已是伤痕累累。伤痕记录了石鼓的不平凡历程和命运，几经坎坷，找到了归宿。保存在国子监的石鼓由北京市政府保管。由于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北京市政府提出由故宫博物院保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欣然接受。“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石鼓的安全，十个石鼓随第四批文物一起运到上海，保管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石鼓暂时有了安身之处。在南京保管了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告急，石鼓再次迁往娥眉。搬迁途中车行到湖南酉阳县24公里的高坎子的地方，车子开得很急，翻入深谷中，押运人员那志良折箱查看时，石鼓安然无恙。这些记载在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有详细记载，石鼓之字刻于石鼓皮上，装箱时石鼓皮与石鼓体分离，有嘭嘭之声。如果石鼓皮脱落了，只有石心，石鼓的价值就没有了。装运时用高丽纸嵌入字槽，待干后石鼓皮上的字紧紧贴在石身上，处理好后在装箱每个石鼓包两层棉被子，用麻绳捆扎棉被子，把捆扎好的石鼓放在原木板箱内，四周用稻草塞实，箱外用铁皮捆扎，保证石鼓安全，经历了磨难石鼓终于回到南京。抗战胜利后，石鼓北归，一路畅通，回到北京，是石鼓经历了南迁，西去，东返北归，历时十几年的旅程，终于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1956年展出，使人们见到了身系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国宝。
写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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