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小学开始，父母和老师就教导我说，女孩子一定要以学习为重，不要把心思花在穿衣打扮上，爱打扮的女生是没出息的。
我把目光投向当时的班花，她每天换着穿不同的有着漂亮蕾丝边的蛋糕裙，像一只蝴蝶般地吸引了班上所有人的目光，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爱跟她玩，尽管她的成绩不太理想。
而我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一个有点胖、有点黑的女生，再加上个子高，所以常被班上男生在背后嘲笑。时至今日，我依然保持一个习惯那就是：冬天不敢穿太多衣服，因为怕会显胖。
虽然那时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一直没什么自信，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又丑又胖。所以我很少关注自己的形象，更不会愿意花时间去打扮自己。
小时候，父母和老师只会教导你说要好好读书，但是他们没告诉你，其实颜值才是赤裸裸的红利。
那些班上长得漂亮的女生，每次文艺汇演都少不了她们的身影，而你只能默默地在台下做服务工作；她们身后永远跟着一群男生当小跟班，而你身后永远只有你自己的影子。
直到后来读大学，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才逐渐摆脱对穿衣打扮的罪恶感，慢慢开始注意个人形象，并且努力让自己变得好看，比如开始有规律地努力运动健身，学着化妆穿衣，在不断试错中开始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型和穿衣风格。
而慢慢地当我开始保持一个匀称的体型，略施粉黛时，居然也会经常被人称之以美女，这多少让我这个多年挣扎在形象及格线边缘的人多少有点受宠若惊。
虽然爱美是一种天性，但是很不幸的是作为“乖乖女”的我从小这种天性被一直扼制，被堂而皇之的“强大”“有出息”所取代。在我的刻板印象里，似乎学霸和女强人都是一副不太修边幅、眼里透着幽幽杀气和目标坚定的“能力至上”者，而那些诸如班花之类从小形象好，爱打扮又会打扮的在我心里大抵是有些瞧不上的，因为总觉得徒有其表，一开口便会觉得她们真是无知单调到乏味。
真正让我改变态度的是我在媒体工作时的一个女上司。你第一眼看到她时，绝对会认为她是美女，年近四十却一点也看不出实际的年龄。立体的五官，匀称的身形，说话温柔，但一旦做事便是雷厉风行，半点也不拖泥带水。
那几年，纸媒的态势如日薄西山，颓势力显。但在她的带领下，开始向新媒体转型的系列动作，包括开始建立自己的公号以及地铁户外广告的业务拓展。那段时间我看她带着我们一帮传统媒体的人，重新成立新公司，招人，办公室的装修等等，经常加班到很晚。但是即便是这样，她也不允许自己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依旧是挤时间去练瑜伽，有空就自己带饭，坚决少吃快餐随便对付自己的身体。
从体制内出来以后，较之体制内的沉闷，我看到有更多的年轻女性既注重形象，要一直美美美，又早早的明白了自己要什么，所以在自我事业经营上一路高歌，勇猛精进。
的确，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女性力量觉醒的时代。我身边的这群姑娘：她们有的辞去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去遥远的乡村做支教；有的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公益的心理咨询师，帮助万千女性重新找到了自我；有的在创业路上日夜兼程，只为用商业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行业痛点。她们默默地孕育着，滋养着，期待用自己的力量撼动和影响着这个世界。
这些姑娘把“你应该”活成了“我应该”。从被父母控制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捆绑的浑浑噩噩中醒来，不断地积攒能量让自己有自由和能力去选择。并且有意志和资源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后果负责，进而一步步地成为自己领土里的王。她们有颜有梦有方向，同时有情有意犹担当。她们的梦想是“自己赚钱养家，再让自己貌美如花”。
同时她们又把美当做是终身事业。单身时要美，结婚了更要美；工作时要美，在家一个人时也要美；有钱要美，没钱更要美。因为美之于女人，是可以立马满血复活的一副春药，也是宠爱自己，确认品位的不二法则。就像之前的芭莎副主编于戈曾经说过，就是要有“浪漫的雄心”，剑胆和琴心是合一的。左手睫毛膏，右手经济学，一个都不能少。
不管怎样， 她活得越来越不拧巴，越来越像她自己。这样的女人，才称得上有灵魂，才是真正的女神。
日本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怪人，他反对一切现有的完美，和传统对于时尚的定义。但是他设计服装的价值观却很让我喜欢。在他心中，一个女人从不必要用身体阿谀，不必用言语讨好，用天生的女性特质谄媚于生活—内敛地做好手中的事。她们只是默然掘井，而不是喧闹中扩张。她们总是留给人们寂静的背影。她不必回头去谄笑，去勾搭，去索取。
一个女人长得再美，再会穿衣打扮，但是脑袋里空无一物，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健事业和一份为之追逐的终生理想。漫漫网红直播的主播路上，反正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反之，如果一个女人为了追逐事业，哪怕能力再强，事业再成功，再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形象，变得不美了，失去了感知美和快乐的能力，那她的幸福指数也会大打折扣。
那女孩你敢不敢让自己既美又强？当你在遵循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时，依然会保持对自己的身体美的觉知，依然愿意偶尔停下来欣赏生活的美好。然后用这种美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燃料，随时加速，且歌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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