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2月8日，寒意渐浓的下午，我抱着一盆长寿花坐在公交车上，头靠着车窗呆呆地望着飘过的人和景，双手始终抱着盆沿，温柔也稳固，隔着红色的塑料袋，我能感受到盆中泥土的坚实，这里面滋养着的可是长寿花啊。那是我在花店徘徊了半个小时的决定，一进花店，从长寿花、百合、康乃馨、向日葵差不多近十几种花卉盆栽中犹犹豫豫最终选择了第一眼看见的长寿花，绯红色的一盆。而我犹豫是因为它普普通通的样貌一点也不脱颖而出，犹豫它几乎闻不见的香味，完全比不上边上亭亭玉立的百合散发出来的醉人香气，但我最终还是选了它。
那是个很老旧的小区，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只有六层高，粗糙的墙面上糊得满是小石子儿粒。我走进其中一栋，深灰色的水泥楼梯，经年累月脚步踏过，台阶已经被磨的光滑发亮。楼梯断层处的墙顶嵌着镂空的雕花石板，若有阳光洒进来，投在地上的图案一定会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地方总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莫名的安心。
郑奶奶住的楼栋不难找，就靠着小区的公告栏。她住在三层，不高不低，我敲了敲门，“谁呀？”语气强硬甚至有些不耐烦，门背后似乎顶着一张蛮不讲理的脸，“奶奶，我是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小登。”铁齿片转动了几圈，咔咔，门被推开个逢，郑奶奶挤出半张身子，“什么事儿？”，那张脸分明是和蔼的，却硬生生地挂上了“不好骗”的表情，我微笑着退了半步，“奶奶，今天是您的生日吧？”，”啊？我看看。”她把头抽回去是要看看日历，喃喃着“昨天7号、今天8号，哎对哈哈，我都搞忘了”，“生日快乐，奶奶”，“哎呀谢谢啊谢谢”，奶奶哧哧笑出了声，一下子放松了警惕的脸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提起红色塑料袋，“这是送您的，长寿花”，门终于打开了，“哎呀谢谢你啊，快进来坐坐吧”。
房子不大不小，一个人住足矣，不过光照不好，只有卧房才能在大中午时照进一些太阳，其他的空间总是昏暗。那天，是郑奶奶八十岁“大寿”，屋里没有开灯，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已适应了这样的“亮度”。厨房门开着，里面的窗户还有几扇用的是老式的蓝色玻璃，透过蓝色的光能看到桌上还有些剩饭剩菜，说实话，那样充斥着冷色调的环境让人压抑。奶奶把花摆到了窗台上，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簇暖暖的绯红色，原来那长寿花是这么好看。
郑奶奶是浙江人，丈夫是山东人，1955年，十八岁的她随部队中到丈夫一同从山东出发来到了厦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军嫂。她告诉我，那时候，“隔几个月就得搬隔几个月就得搬”，日子毫无安稳可言，但并不是所有的将士都能携带家眷，所以在那不平和的岁月能跟在丈夫身边，即便四海为家也是一种幸福。
1958年，金门炮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那边丢一个过来，我们扔一个过去”，不分昼夜一听见炮响就要立马跑进地底下的防空洞里躲着，日子提心吊胆地过，不知道下一个炮弹会在什么时候投来。“那时候，特别想家，偶尔得空写一封信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送到，再等回信时间就更长了。”那一年，郑奶奶刚二十出头，花一样的年纪。十八岁时，她嫁给了她的丈夫，可没过多久丈夫就接到了命令，因此被派驻到厦门的解放军部队中便有了她丈夫的身影，她也在家眷的队列中紧紧地跟着，开始了这段炮火中的“蜜月之旅”。
后来，他们在厦门有了自己的家，生儿育女，不过现在儿女有各自的生活，住得远，有些也离开厦门了，她不愿意离开，坚持守在这个和丈夫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奶奶告诉我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他们便有了孙儿孙女，孙辈长大后又有了曾孙，儿孙满堂；再后来，“他就走了”，轻松的语气下她的眼神已经望向远方。
我们面对面坐着，微弱的光透过窗照射在我们各自的侧脸，谈话间我能清晰看见，花白的头发下，那半边脸上的褶皱一会儿舒展，一会儿紧凑，瞳孔深邃也微微泛白。我不知道她眼中我的侧脸是怎样的模样，但我们隔得不远，就六十年。
—— 暗夜蓝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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