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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当金的傀儡政权齐诞生后，他已无法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状况提示明确的指向，
张浚将两淮防务配置给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张俊诸家军，自己则以都督身份，握有“边事不必禀朝廷”的权限，指挥、督励诸军，于绍兴六年大败齐之南进部队。而这正是令金绝念于傀儡政权的契机所在。
吕颐浩的内向政治路线转换为外向，正是此一时期政治过程的特征。
绍兴四年三月，即吕颐浩失势半年之后，赵鼎由江南西路安抚使升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同年九月起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此后，除了绍兴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间曾经暂有中辍外，到绍兴八年十月前，他一直都在宰相之位。因此，从绍兴四年夏至八年秋大约四年的时间，南宋政治史可以说是赵鼎的时代。
他所特别追求的，乃是克服家军、军阀并存的状况，以确立皇帝的指挥权。参知政事沈与求也说：“今日亲征，亦由圣断。”（《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丙子朔条）而其方向的具体展现，即是直接下诏指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的军事行动。
赵鼎亲征之策 —— 齐、金对决路线 —— 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吕颐浩招安政策所留下来的政治课题，也就是皇帝军事权力的一元化。
赵鼎最热心于人才的起用，这段时期既有“小元祐”之称，则所起用者自然都是元祐旧党之士，至于新党党人 —— 与北宋末蔡京一系有关者都被排除在外。
学者思想家派。赵鼎是邵伯温的门人，又私淑乡党前贤司马光。他以司马光的家训为永远之法，对于设立义庄、制定家训等经营宗族之事，甚是热心。
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同前），强调以天理为政治 —— 宋朝之中兴 —— 的立足点。从这点看来，他与讲求实务的财务官僚群是完全异质的。张浚一贯主张对金强硬论，准备对金作战，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果，洪适评道：“浚一生空言恢复，未酬三溃（富平之败、淮西兵变、符离之败）之辱，几祸宗社，大负朝廷重寄。”（《南宋书》卷一四，引《张浚传》）史浩也说：“明公（张浚）以大雠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事，而遽为之，是徒慕复雠之名耳。”（《齐东野语》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究其缘由，张浚只从道义来看现实政治，却缺乏展望、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
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确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吕祉素有平戎之志，曾有壮言曰：“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条）张浚闻之大喜。对于起用这样有冒险主义倾向的人，中枢内部如参知政事张守、中书舍人张焘、资政殿学士叶梦得均深感危惧，武人岳飞也反对道：“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
吕祉持议向来过激，又昧于军事、军政，况其“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戊戌条），终致调停失败。再加上，吕祉上奏高宗请罢免郦琼、靳赛的密书为琼所得，琼深感不安，遂杀吕祉，并于翌日率麾下全军渡淮河，投降于齐。这件大事就是郦琼叛乱事件，或称为淮西兵变。确切的逃亡兵数不详 (4) ，然而无论如何，数万之军 —— 而且是最前线配备最精良的军队 —— 一旦失之，两淮防线所出现的巨大空白，对于南宋政权自是极大之冲击。
张浚以与齐、金对决揭举大义名分，标榜恢复失地。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克服家军体制，着手处理当时最大的家军，并重新整编军团。结果，过半数的旧刘光世军投降了刘豫政权，暴露出南宋尚无能力统制家军；即使是将齐、金定位为逆贼，或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最前线的军队而言，其实毫无意
张浚以与齐、金对决揭举大义名分，标榜恢复失地。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克服家军体制，着手处理当时最大的家军，并重新整编军团。结果，过半数的旧刘光世军投降了刘豫政权，暴露出南宋尚无能力统制家军；即使是将齐、金定位为逆贼，或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最前线的军队而言，其实毫无意义。赵鼎意图藉对决路线集结诸军事势力以期重建的理想，随着淮西兵变而破产了。
郦琼叛变也给南宋政治史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只要家军不合作，基本国策就不可能执行；反过来说，由国家统制的军事力量之确立，是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高课题，不具这种展望的政治构想根本无意义，也不必提出。
张浚以与齐、金对决揭举大义名分，标榜恢复失地。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克服家军体制，着手处理当时最大的家军，并重新整编军团。结果，过半数的旧刘光世军投降了刘豫政权，暴露出南宋尚无能力统制家军；即使是将齐、金定位为逆贼，或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最前线的军队而言，其实毫无意义。赵鼎意图藉对决路线集结诸军事势力以期重建的理想，随着淮西兵变而破产了。
无论何时，整军和收兵权都是南宋政权再建过程中必须完成的课题，就这点而言，此一课题原有其本质意义存在。至于和议，则只能在金的主导下，受制于人质外交见机行事，故其随机性较强。企图藉和议以送还梓宫、太后的愿望，也就有可能超越、推翻原定的政治课题，优先进行。
收到讣报，立刻和秦桧商议对策，又派遣王伦为使节赴金，请求返还梓宫，都是高宗本人的决定。值得注目的是，在南宋初期政治过程中，这是皇帝的意思首次被明白提示。
自王伦出使至归国，宋朝的政治气候已发生极大变化。淮西兵变造成对金积极路线的退潮。而从国际环境来看，原本造成阻碍的金之傀儡政权业已消灭，相应于国内对金积极路线的退潮，宋金和议的背景条件皆已整备。再加上高宗欲迎还梓宫和生母的心愿，宋金和议遂浮上台面，成为最大的政治课题。
从接获徽宗讣报起一年半以后，亦即吊问使节归国半年之后，高宗、秦桧等人决定，宋金和议是为求梓宫与母后的返还，也就是许诺放弃华北领土和人民。
十月初，秦桧以和议为媒介，与皇帝结为一体，排除了所有反对和议或观望者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动作很明显的是要排他地独占政治权力，是一次非军事性的政变
从政治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和议的是非，可有如下之言。首先，掌握和议主导权的皇帝，（ 1 ）是以迎还母后，意即履行以骨肉之情为内容的孝道思想为理由，将其所接受的不利的、屈辱性的和议正当化，（ 2 ）其推动和议的政治手法，是和秦桧作排他性的结合，把反对论者、慎重论者从权力中枢驱逐出去。于是，反对势力就借着（ 1 ）主张为父皇复仇，从和皇帝孝论相同的家族道德、孝道立场进行反击；（ 2 ）高宗的即位并无先帝指名之类的授权关系，而系由推戴而成，以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势为原点，指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和秦桧作排他性结合之不当。这样的解释如果无误，那么绍兴八年的和议之争，也可说是针对南宋基本特质当如何选择、决定进行争论。皇帝、秦桧的理论是走向家产国家、皇帝专制主义之路；反对派方面，则倾向于皇帝体制论、皇帝官僚制国家。
根据和议割弃领土、住民却未遭强烈抗议的现象，其实也和北宋末士大夫层的生存状态，及其自我变化的再生形态有关，他们的在地关系淡薄，于是依附于权力的寄生性与存在形态的特权性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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