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赶着最后一天交《国际教育动态》作业的截至日期，下午从四点钟，断断续续写完了作业。一个月前，我选择了写新加坡的职业教育，花了一个星期左右写了七千字中止，按照大纲预计要写一万多字，而作业要求是六千字，所以，我没有太担心字数问题，由于要忙于写论文的开题报告，所以从八月份开始，这个完成了一半的作业一直搁在那儿。上个星期，开题报告初稿已经上交，但这个星期周内却完全没有兴趣写完这篇作业，直到今天最后一天才动笔，总共又写了三千七百多字。用时四五个小时，包括调字体和格式都花了不少时间。
总体来说，对我而言，截至日期好像才有生产力和紧迫感，写作效率确实会高一些，但平心而论，作业质量还是会降低。一篇作业，如果肯花上两三倍的精力和时间，那质量上肯定会更好，但这种作业，既不是为发表正式论文，也不是通过研究对现实做出改变，纯粹是知识上的提升，此外，便是获得一个结课的学分。其实获得学分容易，字数满足，不是太差，及格是没问题的，更多是凭良心写作。作业的质量，最后负责任的，或者说，自己通过作业的训练有多少收获，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
通过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对比研究，我发现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最高决策者或者说政策制定部门的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那么推行到执行部门会有很大变化。从我国的相关教育政策的颁布和使用的词汇看来，主要是针对办学的机构和单位主体，更多地强调宏观设计思路，有更多“管”的痕迹和“命令汇报”色彩，而较少是从个体角度来说明的，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设计，除了从国的角度，更多也会站在学员、教师的角度去阐明，更加有“激励”效应和人情温度。我不知道这种差别是规模影响决定的，还是发展阶段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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