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周金涛先生之后本人特别推崇的应该就是李录先生的观点，在此一并谢过两位前辈的指引。
在此借用李录先生的一段原文：文明发展历程差异让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偏见和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看问题。例如，西方是因为个体和小集体（公司）的力量而成功的，他们对政府的干预就不免总有深入骨髓的怀疑。与之相反的中国是最早发明政治贤能制（PoliticalMeritocracy）的国家，从而得以释放出集体的巨大潜力，并且这一直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
结论一，地里分隔、文化差异让东西方文化形成不同流派。
西方的私权与东方的统御放在相对短暂的文化融合前期，此间的分歧是不可能用某种简单方式得以糅合。物理区域的天然分隔，一别两宽让这两种惯性意识得以各自舒适存在若干年。但这种舒适存在随着全球化利益重叠，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那么自在了。
结论二，扩张需求与合作需求重叠，文化融合是一种必然。
信息、分工和越来越高效率的交通网让地球村越来越真实呈现。同种不同宗下的冲突其实只是各方争取更大利益的一种合作方式。强硬、妥协、学习、反思不断反复重演，直到交融大于矛盾产生子代新生。但是在这之前，冲突还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结论三，竞争优势，谁主沉浮？
过去200年，西方的个体意识崛起碾压式引领世界走了很长一段路程。现在东方用了过去40年，试错并学习了西方近两百年的精髓。东方独有的酱缸文化让这种吸收冲击充分转化成发展动能又相对完整保留了自身的优势传承。当技术、经济基础、体量等壁垒弱化到一定程度，庚子年的疫情似乎给了世界另一个选项。2020的美国大选也正考研着西方看似无懈可击的社会组织模式。就目前看，各种指标正应征着东方的统御优势，而这一点也恰恰是西方私权理念所无法逾越复制的。天平正慢慢向东倾斜。
结论四，完成超越的阈值条件：突破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一个基于农业文明的经验观察结果，意思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资源只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一旦突破这个局限必将带来减员事件（战争、瘟疫、饥荒）。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有所改变但本质上还是指一定数量的资源只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所不同的是要素中资源利用率、分配方式、集中度等要素的重要性相应提高，同时延伸推导使得系统的稳定性更加脆弱和事件波动烈度增加。
区域文明发展的命题是如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之前西方文明依靠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剧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同样是如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选项包括：全球合作（资源导入/成本转嫁）、战争扩张、社会/金融改革引爆新一轮科技革命（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其中第一点是我们为何必须坚持全球化战略的原因，也是贸易战和西方民粹运动的战略反制动机。第二点在核阴云下基本不可能成为选项。第三点是最具自主效能也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战略选项，前提是需要时间。
结论五，自身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创造并高效利用刘易斯拐点后黄金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时间在哪里？答案是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在谈刘易斯拐点之前需要交代一下这一概念的重要历史背景：本质上近代史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人类工业文明逐步取代农业文明的一个变革进程。这让人口结构须要重新调整适应工业文明生态，从农业中心的农村逐步走向以工厂商业体系为核心的城市，这就是城镇化的由来。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供给过剩转向供需平衡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韩日的参照可以类比，那么我们也将有20—30年的黄金时间。如果在被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前能够成功突破刘易斯拐点。根据周期波动预测之后东方应该至少还有50年的国运，胜利女神也必然将权杖交在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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