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在无意间，搜集一些这样的时刻，仿佛观看吕克·贝松的电影，从而明白所谓浪漫、温柔乃至热情这样的东西，即便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也是可以发生的。
《朝霞》中写了好几桩男女情事。……都写得相当好看、真切、诱人。我乐意统称这些为情事，而非将之一一区别，称这桩为爱情故事，那桩是畸恋、婚外恋或单纯的性事。张爱玲在自己的短篇集序言里引用《论语》的话，“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情就是实，那实际发生的情感和事实，它们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唯有当事人才能明了(或也未必能完全明了)的、未贴标签的生活。
任何一个认真写作的人，都不会惧怕智识以及基于智识的讨论，他们担心的，不过是以智慧为名的虚妄和以知识为名的教条。而这种虚妄和教条，并不能依靠反智来克服(一个惧怕被洗脑的反智者最终的命运是被最低劣的东西洗脑)，而只能依靠更强有力和更宽阔的基于智识的自由论辩，具体而言，就是依靠文学批评的力量。
幂级的思维悖论在于，他们希望用人为干预的优化来创造出超人的智能。安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依旧是忽略时间的决定论思维模式投射到新兴技术领域所造成的普遍局面。自然界的多样性与神奇，是用亿万年的时间演化而成的，人的进化也花费了数百万年，假如有超人的存在，他首先也必须经受一个不那么短暂的时间。而时间带来的，是不可替代的经验。
她想告诉他们，蓝色伽马那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正确：经验不仅是最好的老师，而且是唯一的老师。如果说她在抚养贾克斯时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没有捷径。如果你想创造出二十年的生命所带来的常识的话，那你就得投入二十年。你无法在更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同等价值的探索体系，经验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不能被压缩的。
纳博科夫：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
其实每个领域都是如此，探索和利用困境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但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机器学习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一场新关系的考验，所以有些人不适合谈恋爱，有些人不适合养小孩，有些人甚至连宠物也不适合养。
只要我们记得，任何理解的前提，是一些必要的和共同的知识
好的文学和科学一样，是完全透明敞亮给所有健全的心智，而你理解得越多，他带给你的愉悦就越多。
无人愿意倾听，是一个恒久的事实，那些被淹没的人，屈从于这个事实，而那些被拯救者，是那些抗拒这种事实，并一直努力倾听他人以及努力被他人所倾听的人。
而我们的工作最终教会了我们了解事情和面对事情：写作这份工作，因为它容许我们拥有一些创造的瞬间，就像电流突然在一个关闭的电路里流通起来，像电灯亮起，转子转动……当你老了，你能回来看它，它看起来会很美，它只有在你眼中是美的这一点也不那么重要了，你可以对自己说：“也许换个人就完不成这样的作品了。”
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恶和苦难，那些杰出的作家都明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见证者是不够的，倘若你没有能力在写作中为之注入一点积极且诚挚的元素，倘若你只是屈从于悲观主义的法则，那么你做的所谓见证，实则就是第二次伤害，无论是对于他人，还是对于自身。
给写作带来新活力的，是爱和工作。终其一生，莱维对劳动和工作都有着敏感的区分，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莱维就此反驳道，劳动不可能使人自由，那种机械的重复的高强度劳动只会损毁人，使人沉沦，而使人自由的，是工作，尤其是有意义的工作。工作，用自己的手和脑去解决一个问题，努力实现一个目标，这些都给人一种现实感，让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同时，也能获得和帮助他人获得生活的尊严，进而，一个人应当将工作视为某种必须面对的、类似康拉德予以揭示的人类处境和命运。莱维视康拉德为自己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他也一直秉持着康拉德式的生活信念。于是，爱、工作，和写作，对莱维来讲，就有点类似于某种“神圣三元素”式的存在，它们相互滋养，共同将黯淡的个体生命转化为一种植物般沉默的生长。
，但完成作品的作家终于自我拯救为更健全有力的强者，一如奥登所描绘的完成《杜伊诺哀歌》之后的里尔克形象：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像一个/庞然大物，抚摸那座小堡。
清晰，意味着准确和简洁，这是化学家必须具备的两大特质，却也是莱维作为文学写作者所追求的。因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予以有效对抗时代的，永远是他的风格，而非意见或主题。假如时代总是虚伪的，写作者的风格就必须愈加诚实；假如时代总是混乱的，写作者的职责就是保持清晰的风格。
写作使人平静，而非躁郁；帮助人恢复正常，而非脱离正常；讲述自身遭遇的悲剧和灾难是为了净化自己，而非打动他人。我们从中辨识出一种非常古典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因为发生在一个遭遇最强烈的现代性创伤的人身上，就更令人深思。
这种古典写作态度的背后，是一个人有真正重要的、实质性的故事要讲。
，因为唯有事实，以及对于事实的体验，可以让人对同时代层出不穷的种种简化的教条保持警惕，避免在肉身的奴役之后再遭受思想的奴役。
“我们常说的‘理解’，”普里莫·莱维在他最后一本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说道，“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进而，他又说，“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于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
人在原则上就总是岌岌可危的：每个人都只能相信他内心中认为是真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每个人的思考和决定都为与他人的某种关系所束缚，因为这些关系总是会偏向某种意见或观点。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但是每个人也都需要其他人：不仅因为其他人可能会有用，还因为他人和幸福息息相关。……所谓勇气，正在于依赖自己并且依赖他人，因为，虽然有那么多的身体及社会处境的差异，他人还是都在其行为本身中和在其相互关系中显示出了同一种光芒，这光芒使得我们承认他们，使得我们需要他们的认同和批评，使得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
哈罗德·布鲁姆：契诃夫的信条是你将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绝望，只不过这个阴郁的天才仍然坚称应当保持愉快。
斯宾诺莎《伦理学》：一种被动的情感只要当我们对它形成清楚明晰的观念时，便立即停止其为一种被动的情感。
尼采《快乐的科学》：一个人只能听到自己有能力提供答案的问题。
一个人对生活的总体性认识，和他能够具体在生活中发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是一致的。
我们如果在幸福这个话题下再稍作逗留，会发现幸福和美、善一样，是一个在反思中才有能力形成的道德观念。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让周围的人告诉世界，他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这是在回应梭伦的教导，即幸福与否取决于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一生的完整考量。而相对而言，不幸则一定是具体的、即时的，一个人不用在反思中才能感受到不幸，他直接在生活的某个瞬间遭遇不幸。当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也是在暗示，某种抽象反思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人生的种种偶然变故，同时，每一次人生的变故都应当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何谓幸福。
当代认知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类比，即在两个表面不同的事物之间发现抽象的相似关系的能力，是人类认知的核心。
阿伦特曾将心智分成思考，意志和判断。思考是往回的，是针对那些已经存在过的确定对象；判断是立足于此时此刻；而意志是向着未来的，针对的不再是确定对象，而是某种不确定的“投射”，“我们无法决定这些投射是自发地形成，还只是预期未来情况时的反应。不论我们对未来的预期能达到多高的或然率，它的基本性格却是不确定。换言之，意志所要处理的事物从未存在过，也尚未发生，并可能永远不存在。”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毕业都可以打动人。在如今精致的个人主义的，需要通过网络、手机来和隔壁宿舍相联系的校园，没有血肉与灵魂的紧紧相连，没有把青春生命彼此交付的热情，毕业其实已经变成一场可有可无的秀，变成一声企图捕捉什么的哀叹。而事实上，打动一个人又何其容易，只要你们很认真地一起生活过，并且谈到离开。
，它像极了一个我们为了处理具体生活而借来一用的概念(如同上帝、爱、真理、正义或者美)，可以帮助完成一些漂亮的运算，处理具体生活的困惑，但在运算完成之后，就被丢弃在一边。
在契科夫这里，在意识到一切旧思想和旧希望的无效之后，他从晚年托尔斯泰那里汲取到一种诚实表达的力量，即诚实地面对人类生活的变幻莫测和奇异怪诞。重要的不是独创性，而是斗争，为了这斗争，你需要先返回到人类为了安全起见已经筑起的一道道思想围墙面前，理解它们，并“以头撞墙”；重要的也不是破坏，而是创造，从斗争的疲惫尽头处现身的无限虚空出发。
在每个领域，理论层面的原理和经验层面的实践都是紧紧缠绕在一起交替前行的，最精深原理的撰写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实践者。
一个新比喻会令人震惊，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它，接受它，使用它，但未必就理解它。如马赫对牛顿重力理论的指认，“从非同寻常的不可理解性变成了一种寻常的不可理解性”。一旦习以为常，大多数人就不再思考它。很多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也是如此。人可以在不可理解中生活，只要这成为一种常态，人害怕非常态，而不是害怕不可理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