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初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和同学们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一所中专学校。
突然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说是河北省气象局要来招收学员，去做一项保密工作。
来招生的是河北省气象局人事处的李菊英同志。李菊英中高身材，一头短发，端庄秀丽，就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她和石家庄地区气象局的报务员李淑兰一起在铁路中学和石家庄第三中学的20多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挑选了我、李建国、高庚寅和杨士江4个学员。除了杨士江是三中的，我们三个都是铁路中学的。我和李建国是小学同班同学、初中同学，和高庚寅是初中同班同学。
我记得当时挑选的条件是要年龄小的、聪明机灵的。我那年刚刚十五周岁，只有1.5米高，体重80斤，一张孩子脸，看起就像个小男孩。
我初中时一直浑浑噩噩的，学习不甚努力，仅仅是凭天份学习，常常是到考试前几天才努力一下，学习成绩也总是在80-90分，不高也不低。初二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是吴佩孚的侄女）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担任音乐老师。我喜欢唱歌，一支歌只要会唱就能唱出简谱，她很喜欢我。她说：张生旺这个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努力，让他当班长，给点担子，成绩会更好。于是就让我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效果还真不错，那一学期我各科成绩都在90分、100分。
我天生幼稚，上自习经常串座位、和同学说话；喜欢和比我年龄大的同学玩，不是去游泳、就是去爬西边的莲花山。
1960年代，升学和就业不是问题。当时很多中专学校和部队到学校招生，有天津音乐学校的、有部队通讯兵的。当时部队招生的军官也看上了我，但我的户口已经被气象局拿走，部队没有去成。我的几个同学招到宣化通信兵学校当通信兵，在部队院校遭遇了文革、武斗，学业没有完成，最后被分配到内蒙、西藏当兵戍边，环境非常艰苦，他们也吃了很多苦。
我们四个，也就是文革期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仅有的“四个小鬼”（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原河北省委、省政府机关精简为83个人，组成了以李雪峰、刘子厚同志为正、副主任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另组成了约400人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负责全省行政与生产管理；河北省气象局文革前编制128人，当时只留下4名报务员、1名电传机务员和4名预报员、一名负责人与河北省水文站2名同志共12人组成“河北省水文气象工作站”，负责全省气象、水文工作。省会也从保定迁往石家庄。 其他省直部门的人员都集中到宣化“5·7”干校学习。我们几个当时只有18、9岁，是革命委员会最年轻的4个，被叫做“小鬼”）被叫到石家庄地区气象局报房。李淑兰用电键发点子，让我们判断是几个点。我的听力和辨音能力天生不错，每次都判断得很准确。最后，我们4个被省气象局选上，保送去成都气象学校学习。我记得当时李菊英问我：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去成都怎么办？我说：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会支持我。当时那种对报务工作的神秘感觉就像我们已经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李侠，已经光荣的参加革命了，非常自豪。
那时，我对几千里外的四川、成都、成都气象学校一无所知，幻想成都气象学校可能是在一座山上，我们就像当年闹革命的红小鬼一样，在那个学校学习，将来从事的是保密的、对党和国家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65年8月底，我们终于要启程到成都去了。亲友们到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带着极简单的行李：我只有一个白色的包袱皮包着几件衣服；李建国穿着已经很破的球鞋；庚寅和士江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士江，我们三个都有铁路家属可以享受的免票。那时不知道火车有卧铺，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一路幻想着向成都驶去。
不巧，火车到达宝鸡后，由于宝成铁路塌方，在宝鸡受阻，就在宝鸡火车站广场等待通车。期间我们到宝鸡博物馆去玩（说不上参观，当时根本不懂那些文物的历史价值）。后来，又不得不又宝鸡返回西安，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待了一天。不久，塌方修复了，我们才从西安上车又奔向成都。
火车在宝成铁路缓慢行进，那时没有电力火车和内燃机车，爬秦岭，宝成线要用两个蒸汽机车牵引。山洞一个接着一个，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山峰、河谷，嘉陵江滚滚流淌。我们一边观看窗外的景色，一边数着山洞、一面在内心赞叹铁路工人和铁道兵的伟大，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以后我又有将近10次往返宝成铁路，但宝成铁路到底有多少个山洞，到现在也没有数清楚。
第二天拂晓，火车终于爬过了秦岭，驶入四川。
天亮了，成都平原秀丽的景色扑进我的眼帘：一片片稻田、一丛丛竹林、一簇簇芭蕉、一栋栋农舍不停地从眼前扫过，近处是长得向滴水观音似的绿绿的芋头叶轻轻摇曳。从没有见过稻田和竹林的我感到新奇、兴奋，幻想着成都的样子。
成都终于到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比石家庄大许多，也繁华许多的城市。我们来到学校，被安排到紧靠马路的学生宿舍三楼的一间寝室。和我同宿舍的是来自四川的杨伯光同学，广西的兰贵培、陈水清同学，广东的梁财开同学等几个同学。
成都气象学校坐落在美丽的锦江江畔，和四川最著名的锦江饭店隔桥相望。出校门沿江西行，是青羊宫和杜甫草堂；东行不远，经过九眼桥就是以竹子和唐代女诗人薛涛而闻名的著名的望江公园；学校的南边是小天竺街和四川医学院。小天竺街西段有不少餐馆和小商店。
一到学校，我就被学校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古香古色、中西合璧的教学楼、修剪精致的花坛、散发着浓香的栀子花、优雅的芭蕉树、气宇不凡的银杏树和许多北方根本见不到的奇花异木，让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少年感到新奇、惬意，遐想无限。那时在石家庄，可以看到的仅仅是杨柳、国槐，谈不到什么绿化、美化。
更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成都商业的发达和繁荣。那时的石家庄还只是个人口30多万，以铁路、几家纺织厂和华北制药厂为支柱的年轻、朴素的城市，只有3、4家规模不大的商店和少的可怜的饭馆，象成都盐市口商场那么大规模的综合性商场见都没有见过，更没有机会见到咖啡馆等商业设施了。
我们河北的4个同学常常去逛盐市口商场和春熙路。在盐市口商场里的一家咖啡店第一次坐下来喝了一杯牛奶；鱼皮花生也成了我们喜爱的零食。南方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见到，很多东西根本没有一点概念。当时就闹出了一个笑话：我们这4个北方小伙不知道还有火腿这种东西，更没有吃过火腿，看到商店卖火腿月饼，加上字写得比较草，庚寅就问：“大腿月饼多少钱一块？”成了一时的笑话。
学校的伙食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在北方我们以粗粮为主，很少吃到大米，蔬菜也只是土豆、豆角、白菜、萝卜、西红柿、茄子等，没有成都那样丰富。学生食堂每天的大米饭和几道菜成了我们的喜爱。特别是每周“打牙祭”，能吃到回锅肉、米粉肉、肉片炒菜花，更是每周的期盼。甚至南方同学不屑一顾的通菜、厚皮菜都觉得是美味，吃了还想吃，以至于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回锅肉。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走遍了大江南北，中国外国，即使是在五星级酒店吃回锅肉，也总觉得总不如学校食堂的回锅肉好吃。
我当时个子小，饭量也不太大，还能够吃得饱，但东北来的几个同学，如我们一班的张显军是一个1米7多的大小伙子，吃大米总觉得吃不饱、不顶劲，加上水土不服，一到学校就病了，瘦了很多。随着体育活动的增加和身体的快速发育，我也觉得饭量越来越大了，食堂的饭也觉得不够吃了，不到开饭时间就饿了，常常用家里寄来的钱和同学们到小天竺街去吃清汤面。清汤面8分钱一碗，还可以免费喝带有排骨味的面汤。后来越吃越馋，逐渐吃开了一毛二分一碗的臊子面、红油素面，有时还去晋阳楼吃一份两毛钱一碗的炒面（晋阳楼炒面是当时的名吃，比较贵，其实就是猪油超面，没有一丝肉和蔬菜，但做得很香）。反正那时学习是免费的，除了学费不收，学校每月提供9元的伙食、2元的零花钱和1元的文具费。那时我父亲的工资接近90元，妈妈常给我寄些钱来，一次5元、10元。这些钱多数都“打了牙祭”了。
四川的麻辣很快就适应了，还上了瘾。小天竺街东段街口一家小面馆的红油素面，吃完面还能把大半碗红油汤一口气喝光。四川著名的夫妻肺片、龙抄手、赖汤圆、王胖鸭、耗子洞老张鸭等几乎没有光顾。只是到了1974年、1981年我又去学校进修，才领略了那些名小吃。当时，这些小吃不像今天宣传的那样火，不过是日常地方小吃罢了。以后再到学校进修时我已经挣工资了，花钱更方便了。
很快就正式开课了。我们学习如何削铅笔、如何写斜体的阿拉伯数字，慢慢又开始了报务学习。我们学习短码、长码、英文电报和发报。很快我就能够以每分钟160码的速度写出漂亮的阿拉伯数字了。那一年的学习我是非常适应的。报务学习不需要演算、也不需要记背公式、定义和文章，也不需要做作业，只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学习是不费力的。那一年的学习中，我无论平时测验还是大测验，没有得过一个4分，总是以“全部正确”获得5分。毕业前一次万码长码抄报测验，我取得10000：0的成绩，成为两个班的最好成绩。我的发报中规中矩，但我当时的腕力不强，缺乏弹性，发报的力度不够，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指甲盖都压歪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修正过来。如果被“鬼子”或“国民党”抓住（就像电影故事片中那样），一看我的右手中指和食指，就知道我是一个报务员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成都的一年，我的身高从1米50一下子长到了将近1米7，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刚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个子太矮了，不想到了班里，栾承淼、李政权、桂美凤等好多同学比我还要矮，我也不觉得太矮了（有点阿Q精神）。
在通讯班学习期间，我一直和桂美凤坐同桌，坐在教室东边第一排，也就是第一组。我的后边是江苏的陈碧云和四川的刘素花同学。这两个女同学都是很漂亮的女孩。桂美凤起了一个女孩名字，其实是一个湖北男孩，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个子只有1米4多一些，瘦瘦的，头上还有几个湖北男孩常有的小疤。吃饭时他常常抢用小砂罐蒸的那份米饭。当时10个学生一桌，通常是2个砂罐和一个搪瓷脸盆装米饭。脸盆里的米饭要8个人分，要划一个“米”字；小罐则单给一个人吃。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罐头”。
1967年11月间，我搞外调路过武汉，到汉口胜利街去看桂美凤、熊大元、湛君山，见到了桂美凤。毕业才一年时间，桂美凤长到了1米6多，高了许多，担任了文革领导成员，变得不爱说话了。可惜的是，1968年武汉武斗正凶，美凤同学和熊大元同学等一行乘卡车从武昌返回汉口时，在武汉蛋厂附近遭到枪击，和另一位64届通讯班的女同学被子弹击中，失血过多，惨死在同学熊大元怀中，成为辞世最早的同学。那年他刚18、9岁。
在成都的生活是丰富的，也是中学生活不能相比的。
到学校不久，我们就赶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由外长陈毅元帅陪同访问成都。气象学校的师生早早来到人民南路，在路边等候欢迎陈毅元帅和西哈努克亲王。终于，我们看到了几辆小轿车和面包车（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面包车，当时我国还不能制造面包车），西哈努克亲王和陈毅元帅的车队快速驶过人民南路，向下榻的宾馆驶去。
没几天，就是国庆节，我们第一次观看了焰火。绚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扮靓了锦官城的夜空、降落伞带着蜈蚣灯缓缓降落，同学们和市民们一起争抢落下的小降落伞，焰火的残屑一阵阵落到头上。同学们那种兴奋已经是无言表达了！我的那批同学大部分来自贫苦的家庭和落后地区，没有机会观看这么盛大的焰火表演。
为了增加一个篮球场，学校组织我们硬化球场的地面。通讯班的同学生龙活虎、十分尽力地和灰、砸砖头、挑灰泥。我记得刘平安等南方来的女同学非常能干，打着赤脚跳着畚箕来回运灰泥。看到南方同学打赤脚，我们也很羡慕，也开始打赤脚。开始时咯的脚痛、夏天又很烫脚，慢慢就习惯了。后来还去买草鞋穿，觉得穿草鞋很光荣。我们的邓忠德校长是个老红军，红军是穿草鞋的，因此我也想穿草鞋。邓校长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讲他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为一名红军，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故事。邓校长的夫人是延安时期的报务员，也是我们的报务老师。我记得老校长讲，当时没办法洗澡，又没有衣服换，身上生了很多虱子。红军把虱子叫“革命虫”。由着当年的天真，如果长了虱子，也一定认为是“光荣”的事。
篮球场修好后，我们就常常打篮球，还进行小队和班级、校际间比赛。有段时间我当第一小组组长，为了取得好成绩，我们小队发扬集体精神，在跳绳、篮球等项目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时的成都气象学校在成都是一所有影响力的中专学校，也是前空军学校，在那个学校学习的多是空军军官，有勤务兵打扫卫生。加上红军校长也喜欢体育活动，我们学校的篮球、排球都有很强的实力，常常邀请外校的球队到学校比赛，我们常常取得胜利。特别是我们通讯班的唐贵玲、戚玉环等几个北方来的女同学，不仅个子高、身体棒，篮球技术也好，投篮很准，很快成为校队女队主力，成为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学习之余，我常常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四川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去玩。我喜欢由外国友人帮助创建的川医建于20年代的钟楼和中西合璧的建筑，也喜欢川医的草坪。星期天，常和三五个同学从气象学校步行去杜甫草堂、武侯祠、人民公园、动物园、望江公园和青羊宫去玩。一路上同学们沿锦江而行，看着流淌的江水和渔翁划着一叶小舟用竹竿驱使鱼鹰捕鱼，妇女们在江里淘米、洗衣。边玩边走，边说边走，畅快无比。杜甫草堂的盆景和文人墨客的题跋、牌匾、秀丽挺拔的楠木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份青羊宫的玉兰含苞待放，淡淡的香气、淡雅的花色、高雅的花姿，使我不得不认同玉兰在古代就被公认为花中上品；中秋时节，青羊宫举办盛大的灯会，晚上，若大的青羊宫处处是构思精巧的花灯，在路边、在花丛、在湖面点亮，五彩缤纷、流光溢彩、分外好看；人民公园的花卉和盆景更是一绝，小小的一盆能使你好似身临高山大川，一棵小树，被培育的好似千年古树；望江公园数百种翠竹、一片片茶社，使人流连忘返；武侯祠诸葛武侯的《出师表》催人奋进，鼓励我们精忠报国；杜甫的一首：“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催人泪下，让我铭记在心……成都的生活陶冶了我们这些北方的少年的心境，我知道我喜欢成都、喜欢四川了。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们这批学员顺利完成了学业。我们有幸在1966年8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前，分配到各省、自治区和中央气象局参加工作。
那时，学校已经出现了揭发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记得有一份大字报揭发一位老师说过：“能吃上晋阳楼的炒面就算是共产主义了”这样的话，批判这位老师是“污蔑共产主义”。当时成都物质丰富，商业繁荣，但老师的工资不高，我们的班主任丁阳生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报务老师，工资只有每月35元。
1966年7、8月间，我们4个同学从成都回到保定，到河北省气象局报到，分配到报务组工作。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适应了不几天，没有进一步实习，就被派到衡水气象局帮助工作，年底又回到省局。
那时省气象局文革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机关里贴了很多大字报，我们机关干部们也经常去保定市的街上刷革命口号和毛主席语录。
1966年年底，在陶铸“返校闹革命”讲话的号召下，通讯班的同学又分批陆续回到学校。不少同学去参加大串联，不久就“串联”回工作岗位了。我和建国、士江、唐贵玲、叶芳霞、卢满香、于宗民等20多位同学前后回到成都气象学校。到了学校以后，同学们成立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同学们推选我当“司令”，学校给发了红布和黄油漆，我刻写了宋体的战斗队名称和仿毛体的“红卫兵”，制做了我们红卫兵战斗队的袖标。由于没有人组织领导，战斗队要干什么，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也写了几份声明，表明要听毛主席的话，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我们主要想弄清的是，为什么让我们提前毕业，为什么不让我们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此，我们几个同学步行到很远的西南电信工程学院找当时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组长，要他说明原因（其实我们应当感谢学校和工作组的决定，他们的决定是成熟的。否则我们会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可能拖到1970年前后才可能分配，那时，不仅参加工作要晚好几年，学到的技术也就荒废了）。不久，我们战斗队部分同学也去串联了。我当时不太赞成去串联，认为应当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回学校的那个时期，已基本不再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了，文化大革命转向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
1967年春节前，学校安排我和士江、宗民三人和气象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乘学校的卡车去凉山彝族自治州——据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和强奸彝族少女的事件，要我们去调查和支持当地的革命派。
汽车驶过峨眉后就进入了深山区。1970年成昆铁路这个世界奇迹宣布通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我们是沿着正在修建的成昆铁路到大凉山的。那里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人迹罕见，其实根本没有路。我们穿过的都是在悬崖上开凿的没有柏油的坑坑洼洼的盘山公路。一边是在绝壁上开凿的简易公路，脚下是咆哮的大渡河水，河的对岸同样是悬崖绝壁，这样险要的地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一路颠簸难行，路窄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很多车辆出了故障，就只能扔在路边。捆得紧紧的背包，一会儿就被颠散了。我们这20几个男女同学就像面袋子一样被颠来颠去，颠上颠下，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冲天的尘土透过口罩，把鼻孔了都快堵死了。亏得气象学校刘师傅的驾驶技术高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难颠簸，途径越西、西昌，我们终于到了彝族自治州州委所在地昭觉，住进了州委书记的办公楼，在办公室打地铺休息睡觉。一到昭觉就和军分区联系，了解情况。经过了解，根本没有发生传言中的事件。我们在气象班同学的带领下在那里进行调查工作。
昭觉海拔2100多公尺，山上布满积雪。馒头蒸不熟，也没有蔬菜。每天要把馒头放在电炉上烤熟，顿顿饭都是豆腐和腊肉。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更加复杂，发生了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我们决定返回学校。我们又从昭觉东行，穿越连绵的雪山和原始森林，途径美姑、雷波、五通桥回到了成都。不久同学们就陆续回到原工作岗位了。
1967年清明节前后，成都的武斗快速升级，终于在5月6日爆发了震惊全国、震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5.6”事件。在成都132厂，也就是今天生产歼20的兵工厂发生了重大伤亡，在机枪、步枪、手枪的扫射和手榴弹爆炸声中，45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不少只有15、6岁的孩子。除了2000多人的钝器重伤员，还有300多人被枪弹击伤。那时我被安排在在四川医学院参加“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兵报纸发行工作，住在川医，目睹川医变成了战地医院，教学楼和楼道成了急救室，塞满了伤员。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我于1967年7月初回到了保定。
1965年到1966年的成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物质丰富，是成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1974年、1981年我又两次回学校进修，参加117型传真机机务班和123型传真机师资班。结业后又到著名的南京无线电厂、上海有线电厂实习单边带无线接收机和传真机维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消耗，那时的成都和1965、1966年的成都已经大大不同了：物质供应已经匮乏，抽烟、买酒、买肉已经凭票。我不抽烟、不喝酒，烟票和酒票都送给西藏班的藏族小同学——他们非常喜欢喝酒，也抽烟。
经过长期残酷的武斗，四川人知道了和平的珍贵。
1974年的成都，人们更多的是想享受生活、享受和平。一到星期天，家庭、单位、学校都会七八成群的到公园去聚餐、跳舞、唱歌。一派平和景象。真应了毛主席的话：“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成都大治了。
那两次进修在我的专业能力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特别是1968年随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我除了值班、担任两次报务教员，自学了55型电传机的维修，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自学无线电和半导体上。我把当时能看到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的《半导体原理》、《电工学》等大学书籍和《无线电》杂志都反复研读，通过两次回学校进修，专业理论得到显著提高。那时我已经是25岁的小伙子，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中学时好多了。两次进修都取得了班级全科满分的最好成绩。自学中的一些难以逾越的理论和计算节点也迎刃而解了。以后我又担任了几期机务教员，特别是在华北区五省二市传真机务培训班担任机务教员，60天里，每天8个课时，我用我的实践经验和通俗易懂的、科普式的理论启发，使得近70名只有初、高中文化基础的学员掌握了复杂的无线电通讯、半导体、传真机机务等知识和技能，还学会了简单的电路设计和计算，掌握了117型传真机的维修技能和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的组装调试。以后，随着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在专业上更驾轻就熟，不断搞成技术革新、在中央气象局《气象》月刊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和文章，成了《无线电》杂志、《河北科技报》等报刊的无线电科普作者；1982年用3个月时间，根据我的教学和机务工作实践，编著了近40万字、印数7000册的《传真原理与应用》一书。该书被气象、部队、民航、水运、大专院校、图书馆集体购买，作为培训教材使用和收藏。我成了气象系统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机务员和通讯管理人员，为气象系统的通讯现代化、标准化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只具备初级中专学历的机务员，凭借自己的业绩和能力顺利晋升了助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这些都是母校和老师培养的结果。
成都的学生生活是这多半生中最幸福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成都气象学校，永远不会忘记丁阳生、沈镇芳、杨茂琪、刘凤高以及上海有线电厂盛兴国等师长对我的培养。
j1984年我调到河北省科委从事国际科技与人才交流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成都了。
24年后的2005年，我女儿女婿从加拿大回国探亲，我们全家专门到成都旅游。虽然一个朋友已经安排了住宿，但我从九寨沟回来后还是住进了成都气象学院的气象宾馆，到母校看了看，在学校的花坛拍了几张照片。成都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听说学校被地产商买去，将要彻底拆除。新的学校—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新校区也比旧校区大了很多。但那已经不是我的成都气象学校了。可以说，成都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成都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工作技能，也给了我荣誉，使我成为气象通讯和机务战线的优秀一员，给我的个人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事业上的成就离不开成都气象学校对我的培养。
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成都——那里有我们少年的欢乐、美好的憧憬、事业的起点、老师的眷顾和同学的思念。
我真的很爱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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