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上了一天班了，还要回家做饭”
“您这么说好像我妈常说的话呀”
“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什么叫被判十八年有期徒刑了”
这是我办公室里的一段对话。
在35岁至50岁这段年纪里，那些提前几分钟离开办公室的女人，被夸耀“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能准确地在脑海里蹦出某种食物在家附近的哪里买划算，然后提着满满一袋子食材回家，再花个一小时和排气扇一起运转，咯吱咯吱，直到孩子和丈夫按响门铃。
她们总是第一个进厨房，最后一个坐上餐桌。
米拉，以及书中十余位和她处境相似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她”。
尽管米拉从小天资聪颖、性格独立，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对于女性，社会的主题是家庭、偏见和歧视。面对母亲的期望，她屈服了。在大学时结婚，开销为丈夫交学费，生下两个孩子，深居浅出。
美国也好，中国也罢。甚至在过去全职妈妈占多数的日本，如果没有老一辈或者保育园帮忙看护孩子，女性的25—29岁里全是家庭的忙里忙外。
在《第二性》里，波伏娃形容这些女人是掉进主妇陷阱的女人。
我能做什么呢，独自呆在房子里，孩子在啼哭，衣服在等待分类，又没有祖母来照顾孩子？
相反，如果女性不擅长这些家务，又会成为邻里街坊取笑的谈资，就比如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还不会做饭，比如前几年《妈妈是超人》节目里因为梅婷带孩子显得笨手笨脚，而引起网友一阵议论。
这个社会，总是在用“应该”两个字来给女性下义务。
却又因为“不就是每天买买菜、做做饭吗？这有什么累的”，去削弱甚至否定女性的作用。而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一语中的：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了
（西绪福斯曾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他要下山重新推巨石上山，如此周而复始）
对于米拉和她的朋友们来说，只有两种世界，男人们在的世界，以及只有女人和孩子们的世界。在她们自己的世界里，互相陪伴，互相倾诉，她们通过幽默和不必言明的理解互相支持和关心，只有彼此才懂把重复的功课做好有多难。
的确，生而为女人，加上孕育孩子的情感，和在社会责任和期待上比男性承受着相对小的压力，女性往往在工作和家庭的上更偏向于后者。但万千女性更需要的是家人朋友的陪伴、理解和倾诉。
渐渐地，随着社会进步和对男女平等的号召，女性“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呐喊得到了回应。
日本家庭双职夫妻多了起来，80后的年轻一代学会给琐碎而繁杂的家务进行分工，美国也试图通过类似《神奇女侠》这样的影片赞颂女性的光芒，越来越多的男性平等对待、尊重着妻子。
并不是说做做家务就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在家庭，理解和分担显得至关重要。
夜深人静时，米拉的耳边传来“你要为自己而活”的声音。
接着，她以一种消极离婚的方式追求自由，她摆脱了成为父母想成为的，和成为外人口中的那个贤妻良母，重新读书。突然间，一切都变好了。诚然过去是错误的，可也正是错误的过去解放了她，让她来到这里。她还活着，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等到女人们过了不惑之年，放开了孩子的手，越来越多地她们出现在瑜伽房、图书馆和咖啡厅里，热爱自己就像爱孩子一样自然、从容。
然后开始思考：“谁曾给女性判十八年刑期”，是当初那个没有固执追求理想的自己？还是不平衡关系的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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