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姓尹，生在长沙尹家湾，小时候听我妈说起，似乎在很远的地方，刚才在地图上一查，发现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只有四公里。

“尹”这个字，小学时觉得生僻，查字典，说是“古代官名”，私下以为外婆家是做官的，其实并不是。前些年去过，尹家湾的原住民都是种菜的农民，如果菜地被征收，或许家里还能有些钱，但她解放前就嫁到长沙文昌阁的张家去了，“征收”这个词，她恐怕听都没听说过。

张家是在文昌阁卖纸的，生意一度做得很大，文昌阁一条街好多铺面都是张家的，挣的银元用箩筐挑。“文夕大火”那年，张家的纸铺烧得彻底，家道中落，一家八口人吃饭，桌上只有一碟腐乳。

外公那时候还在上学。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在长沙遭遇到最顽强的抵抗，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四年，共进行了四次长沙会战，城里一片焦土，外公每天要在尸体堆中进出。有次放学途中见到有死人坐起来找他要吃的，吓得魂飞魄散，跑回家后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这是我听到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走了，或许后来去了台湾。八十年代初，我妈还要我听半导体里的台湾广播，留意老兵寻亲的信息里有没有外公的名字。

外婆是张家大媳妇，外公一死，外婆就只好出去工作，先在裕湘纱厂做翻纱工，后来又去了天伦造纸厂。

外婆很能干，人也大气，公私合营的时候，工人罢工，她当时是工会干部，还被推举到北京去跟政府谈条件，维护工人利益。

据说北京想留她工作，但她觉得自己是代表工人利益出来的，不能背叛大家，就回了长沙。不过我有些怀疑这出自我妈的臆想，作为她想改变自己幼年丧父之后悲剧命运的一种可能性。

后来外婆便随工厂迁到邵阳，又在邵阳结婚，对方姓刘，带了两个孩子，夫妇俩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妈便觉得自己彻底没了妈。

我妈只能寒暑假去邵阳，但外婆对亲生女儿有些苛刻，是为了不让街坊说她这个后妈的闲话，这也让我妈觉得心寒。

我出生的时候外婆还没有退休，她只请了八天假过来带我。我妹出生时她也来住过一段。我妹那时候吃辅食，一只大红苹果剖两半，外婆用勺子舀了果肉给她吃，剩下的果皮归我。外婆很同情我，有天早上去上学前，她用锅铲在铁锅里使劲铲里面的剩饭，然后用手捏了个鹅蛋一样的饭团，里面放了盐，那是我至今吃过味道最好的饭团。

外婆很能干，针线活不在话下，做泡菜更是一绝。到邵阳后又学会了做猪血丸子，每年要做好多送人。我家大约一年能留六到八个，吃猪血丸子的那天，就是过节。

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搞拔河比赛，我作为小屁孩，只在旁边瞎晃，外婆在楼上观战，一边笑一边使劲给我打手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要我把长绳尾巴绑到树上。

外婆桌上有个闹钟，母鸡的脑袋永远在不知疲倦地啄米，地上的米永远都啄不完

我小时候都是去邵阳过年。外婆房里是老式的架子床，上面的帐幔都是外婆自己绣的。床单和被子都事先给我们换了干净的，洗的时候用米汤浆过，头两天盖到身上都是硬的，但是味道很好闻。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架子床上，听到她在隔壁屋里教我妈，要怎么给新生儿打包，要怎么做女红，这些我妈都没记住，到我这就只能失传了。那天她还给我准备了出嫁用的被子，被面是缎子的，但已经是用被套而不是以前那种要缝的被单了，不过洗的时候最好要把缎面取下来。

那时候我对这些完全没有感觉，当时还没谈恋爱呢。老人就是想得远。要搁现在，我会把她说的都拍摄和记录下来。

她还有一些老式的讲究，比如擦餐桌的时候要喷一口白酒，去油杀菌还护漆；比如三十晚上不能扫地；还有，打雷的时候要把镜子扑倒。

最后这一条遭到她老公的嘲笑，因为他是邵阳制镜厂的厂长。他说，照你这么说，一打雷我就要到厂里去翻镜子啊？

他们感情挺好，我们每次去，外公都会特地去市场买青蛙炒给我吃，放红辣椒和青蒜苗，出锅前喷一点白酒，香的呀，啧啧啧。

我的外婆就是那种极其标准的外婆形象，比较起来，这届外婆就另类多了。